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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这样当编辑
2017年08月  作者:郑荣来  来源:新闻业务参考  浏览次数:173    责任编辑:xwywck

 

我们曾经这样当编辑

郑荣来

  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来到报社。先在工商部做见习编辑,处理来稿来信,综合读者意见,汇编内参资料,供有关方面参考。没有编发过见报文章,更没有写过署名报道。半年之后,调到总编室夜班,开始了长达8年的编辑生活。

  刚做夜班编辑,又是一个陌生的行当。头衔还是“见习编辑”,工作有个师傅带领,我的师傅是王青同志。我们编的是第二版,师傅没给上课,没讲编辑理论,没说过版面工作的重要性、版面安排的原则、设计版面的技巧、本报稿和新华社稿件的取舍等等。只是交给我若干篇稿件,让我先挑选一遍。我选完后交给他,他从中再筛选。他其实是在检验我的新闻眼光。我是学中文的,不懂新闻ABC,初来乍到,面对这陌生业务,真是有点发憷。头几次摸不着头脑,所选常常不合要求。他经常从我淘汰的稿件中,选出合用的。王师傅40多岁年纪,文质彬彬,为人和气,待徒弟如朋友,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我心情倒也愉快。经过一两个月的实践和体验,我还是慢慢摸到了门道。

  画版面也是一门技术。一块刻有许多小方格的小黑板,等同一版报纸的面积。把文章和图片,错落有致地画在上面。大大小小,横文竖文,互相镶嵌,不能有通线。师傅一边画,我在一边看,慢慢领悟要领。一两个月后的一天,师傅说:“你来画!”我从此开始,慢慢上路了。与现在激光照排操作相比,我们当年干的这活儿,一切都是手工,真有点原始味道。

  更原始的还是拣铅字拼版。这个沿用了140多年的老旧技术,至此还没有被抛弃。离王选发明激光照排技术还有20年。我算赶上旧印刷时代的末期。我把画好的版面,送到一楼活版车间。拼版师傅按我们的要求,把铅字码到板框上,不合适的地方,我们编辑当场算好字数,照数作或增或减的修改,不能让师傅推行倒版。少量增补的文字,我们有时还帮忙从铅字架上,拣到小木板托盘里,为师傅节省时间。版拼好后打出八九份大样,我们把它分送给版面主编、总编室正副主任、总编、值班副总编、第一读者、检查组,半个多小时后,又分别取回来,由版面主编统一过到同一份大样上,我们再把它送到车间修改。如此两三遍,直到最后付印。有人说,我们见习编辑是体力劳动者,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工作还没完,肚子已饿得咕咕叫,早上7点多,我们抽空到食堂吃早点,没有4两打不住。

  之所以说“抽空”,因为这时经常没完工。从头一天晚上8点上班,至此已经工作了12小时。此时的胃口特别的好,食堂杨师傅做的脂油葱花饼,又特别好吃,要不是粮票有限,一斤都能吃得下。工作辛苦,口有余香,这也是当年留下的一个小小的怀念。

  下班的时间很没有准儿。送审大样回来的很晚,还经常有改动,改完才能付印。那时常有红卫兵串联,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报道检阅活动的新闻和通讯,常有参与检阅的领导和知名人士,名单一大串。新华社的报道,常要反复核实名单,措辞也很政治,“还有……”,“以及……”,是特殊用词,各有含义。它往往传达出一种政治信息,或指刚解放的干部,或指待安排的领导。我们需特别认真对待,不能有任何差错。我们常因等待“最后名单”,而推迟下班。有时则因为伟大领袖照片制作不理想,临时改用新华社或《解放军报》的照片。为求理想的效果,我们不惜时间等待。诸如此类,种种原因,都曾使出版时间推后。当天报纸刚付印,已是晚饭时间,没有下班休息,接着编第二天报纸,这样的事也曾有过。政治第一,服从政治需要,是当时的办报观念。

  正是“文革”期间,编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年轻编辑也被叫作“编辑老爷”。个别拼版师傅受此观念影响,经常不给好脸色,特别是大样改的较多时,就很不耐烦,常向我们撒气。明知不是我们见习编辑改的,却常给我们甩话,说得很难听:“早干嘛去了!”“干嘛吃的!”。我们陪着笑脸,好说歹说,小声央求。私下里,我们也曾互相诉苦:我们哪里是“老爷”,我们是“孙子”!现在想来,我们那时也真是“小编”,思想不成熟,不能包容师傅的牢骚。为此,我们甚至还有不安心夜班的情绪闪现,常感做夜班编辑没劲!

  在这特殊年代,并非没有思想成熟者,在我们身边,就有资深老编辑,不时用行为影响着我们。凌建华同志是我深深敬重的一位。他是总编室副主任,看大样是他的主要工作。他的业务水平高,审稿能力强,版面文字改的不多,所改都是关键处。他很理解拼版师傅的工作,常说能不改就不改,能少改就少改。我从中学到许多改稿学问。他长期坐夜班,工作兢兢业业,尽心尽责,身体多有消耗,身体很瘦。我们跟他开玩笑:“长期坐夜班,难过百斤关。”他待人和善,作风廉洁。我曾跟他出差山西昔阳,他是老同志,级别又高,行政11级,本可坐软卧,但他与我同坐硬卧。半夜4点多到达阳泉,需等到天亮后,换乘长途汽车。我说要打电话给昔阳县,请他们派车来接。他不让,说“别麻烦人家!”于是我们在水泥地板上坐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亮后搭上长途汽车。我向老编辑学业务,同时也学作风。

  我们很少出差。但很幸运,坐夜班两个多月后,我就得到一次机会,跟随老记者范荣康同志,到广东采访——或许因为我是广东客家人,可做语言拐棍。我们去了博罗县的黄山洞生产队,它是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单位,老范要写一篇通讯。经过两三天的采访,我们回到广州沙面的一个招待所。那天,老范穿着一件背心,坐在床上口授,让我做记录。半天多时间,一篇两千多字的通讯就完成了。他改了改标点和错别字,就让我把它送到新华社广东分社,电传到报社。我早听说老范是写作快手,今天是亲自领教了。报社高手多,只要用心观察,仔细学习,机会还是很多的。当了多年见习编辑,见识也多有积累。

  我们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编着一份史无前例的报纸。我是众多编者之一,也是无数读者之一。在版面上,我曾留下小如毛发的痕迹,那痕迹如今已没什么价值。我深知,时代不可倒退,历史不可复制,但履历似可重温,那里有一种特殊意味的生活,也有一种别有价值的领略。我的编辑生活,正是从这里起步。上述经历是我个人的,我曾经这样当编辑。但有许多同辈同行,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就把标题写成:《我们曾经这样当编辑》。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