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这样当编辑

郑荣来

　　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来到报社。先在工商部做见习编辑，处理来稿来信，综合读者意见，汇编内参资料，供有关方面参考。没有编发过见报文章，更没有写过署名报道。半年之后，调到总编室夜班，开始了长达8年的编辑生活。

　　刚做夜班编辑，又是一个陌生的行当。头衔还是“见习编辑”，工作有个师傅带领，我的师傅是王青同志。我们编的是第二版，师傅没给上课，没讲编辑理论，没说过版面工作的重要性、版面安排的原则、设计版面的技巧、本报稿和新华社稿件的取舍等等。只是交给我若干篇稿件，让我先挑选一遍。我选完后交给他，他从中再筛选。他其实是在检验我的新闻眼光。我是学中文的，不懂新闻ABC，初来乍到，面对这陌生业务，真是有点发憷。头几次摸不着头脑，所选常常不合要求。他经常从我淘汰的稿件中，选出合用的。王师傅40多岁年纪，文质彬彬，为人和气，待徒弟如朋友，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我心情倒也愉快。经过一两个月的实践和体验，我还是慢慢摸到了门道。

　　画版面也是一门技术。一块刻有许多小方格的小黑板，等同一版报纸的面积。把文章和图片，错落有致地画在上面。大大小小，横文竖文，互相镶嵌，不能有通线。师傅一边画，我在一边看，慢慢领悟要领。一两个月后的一天，师傅说：“你来画！”我从此开始，慢慢上路了。与现在激光照排操作相比，我们当年干的这活儿，一切都是手工，真有点原始味道。

　　更原始的还是拣铅字拼版。这个沿用了140多年的老旧技术，至此还没有被抛弃。离王选发明激光照排技术还有20年。我算赶上旧印刷时代的末期。我把画好的版面，送到一楼活版车间。拼版师傅按我们的要求，把铅字码到板框上，不合适的地方，我们编辑当场算好字数，照数作或增或减的修改，不能让师傅推行倒版。少量增补的文字，我们有时还帮忙从铅字架上，拣到小木板托盘里，为师傅节省时间。版拼好后打出八九份大样，我们把它分送给版面主编、总编室正副主任、总编、值班副总编、第一读者、检查组，半个多小时后，又分别取回来，由版面主编统一过到同一份大样上，我们再把它送到车间修改。如此两三遍，直到最后付印。有人说，我们见习编辑是体力劳动者，并非言过其实。我们工作还没完，肚子已饿得咕咕叫，早上7点多，我们抽空到食堂吃早点，没有4两打不住。

　　之所以说“抽空”，因为这时经常没完工。从头一天晚上8点上班，至此已经工作了12小时。此时的胃口特别的好，食堂杨师傅做的脂油葱花饼，又特别好吃，要不是粮票有限，一斤都能吃得下。工作辛苦，口有余香，这也是当年留下的一个小小的怀念。

　　下班的时间很没有准儿。送审大样回来的很晚，还经常有改动，改完才能付印。那时常有红卫兵串联，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报道检阅活动的新闻和通讯，常有参与检阅的领导和知名人士，名单一大串。新华社的报道，常要反复核实名单，措辞也很政治，“还有……”，“以及……”，是特殊用词，各有含义。它往往传达出一种政治信息，或指刚解放的干部，或指待安排的领导。我们需特别认真对待，不能有任何差错。我们常因等待“最后名单”，而推迟下班。有时则因为伟大领袖照片制作不理想，临时改用新华社或《解放军报》的照片。为求理想的效果，我们不惜时间等待。诸如此类，种种原因，都曾使出版时间推后。当天报纸刚付印，已是晚饭时间，没有下班休息，接着编第二天报纸，这样的事也曾有过。政治第一，服从政治需要，是当时的办报观念。

　　正是“文革”期间，编辑与工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年轻编辑也被叫作“编辑老爷”。个别拼版师傅受此观念影响，经常不给好脸色，特别是大样改的较多时，就很不耐烦，常向我们撒气。明知不是我们见习编辑改的，却常给我们甩话，说得很难听：“早干嘛去了！”“干嘛吃的！”。我们陪着笑脸，好说歹说，小声央求。私下里，我们也曾互相诉苦：我们哪里是“老爷”，我们是“孙子”！现在想来，我们那时也真是“小编”，思想不成熟，不能包容师傅的牢骚。为此，我们甚至还有不安心夜班的情绪闪现，常感做夜班编辑没劲！

　　在这特殊年代，并非没有思想成熟者，在我们身边，就有资深老编辑，不时用行为影响着我们。凌建华同志是我深深敬重的一位。他是总编室副主任，看大样是他的主要工作。他的业务水平高，审稿能力强，版面文字改的不多，所改都是关键处。他很理解拼版师傅的工作，常说能不改就不改，能少改就少改。我从中学到许多改稿学问。他长期坐夜班，工作兢兢业业，尽心尽责，身体多有消耗，身体很瘦。我们跟他开玩笑：“长期坐夜班，难过百斤关。”他待人和善，作风廉洁。我曾跟他出差山西昔阳，他是老同志，级别又高，行政11级，本可坐软卧，但他与我同坐硬卧。半夜4点多到达阳泉，需等到天亮后，换乘长途汽车。我说要打电话给昔阳县，请他们派车来接。他不让，说“别麻烦人家！”于是我们在水泥地板上坐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天亮后搭上长途汽车。我向老编辑学业务，同时也学作风。

　　我们很少出差。但很幸运，坐夜班两个多月后，我就得到一次机会，跟随老记者范荣康同志，到广东采访——或许因为我是广东客家人，可做语言拐棍。我们去了博罗县的黄山洞生产队，它是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先进单位，老范要写一篇通讯。经过两三天的采访，我们回到广州沙面的一个招待所。那天，老范穿着一件背心，坐在床上口授，让我做记录。半天多时间，一篇两千多字的通讯就完成了。他改了改标点和错别字，就让我把它送到新华社广东分社，电传到报社。我早听说老范是写作快手，今天是亲自领教了。报社高手多，只要用心观察，仔细学习，机会还是很多的。当了多年见习编辑，见识也多有积累。

　　我们是在史无前例的年代，编着一份史无前例的报纸。我是众多编者之一，也是无数读者之一。在版面上，我曾留下小如毛发的痕迹，那痕迹如今已没什么价值。我深知，时代不可倒退，历史不可复制，但履历似可重温，那里有一种特殊意味的生活，也有一种别有价值的领略。我的编辑生活，正是从这里起步。上述经历是我个人的，我曾经这样当编辑。但有许多同辈同行，其实也有类似的经历。所以，就把标题写成：《我们曾经这样当编辑》。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