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不拍也是一种高度”

于文国

　　当下，“全民摄影时代+全媒体时代”进一步深入，新玩法、新名词眼花缭乱。

　　传统新闻摄影的诸多理论被解构、被质疑，专职摄影记者群体面对着多种思潮的冲击。如何保持一个清晰的思路、坚定的信念和准确的定位成为专职摄影记者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下面结合自己的从业实践，从案例分析入手就摄影记者的相关问题加以阐释。

　　24小时职业状态

　　新闻，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受众，每时每刻都有需求。而且，全媒体时代传播渠道越多，受众对新闻信息传播速度的要求就会越高。这就决定了摄影记者不可能固守着8小时制的工作模式。

　　因此，当我们拿起相机选择了做摄影记者这一职业后，就等于必然地选择了24小时的职业状态。否则，就会漏掉“大鱼”，就会在同行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1998年元月10日，那天是星期六，刚从河南省鲁山县新闻扶贫返京的我，关掉了手机，宅在工人日报社的单身宿舍里睡懒觉，结果，当我第二天上午10时多打开电视机收看新闻时才发现，就在距离北京仅仅200多公里的河北省张北地区发生了6.2级地震，零下20多摄氏度的极寒天气里，4.4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已达49人。而这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十几个小时，最早得到消息的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柴继军等同行们已经先期到达了灾区。

　　尽管后来我迅即赶了过去，但仍没有抢到新闻事件的第一落点，因而在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遗憾。这件事告诉我，做摄影记者，即便是睡觉也应该把“天线”拉出来，必须随时随地保持着对外界的信息扫描。而这根“天线”就叫做“24小时职业状态”。

　　要感动别人，就要首先感动自己

　　1992年9月，我曾沿着青藏公路采访了近一个月。（上图）是我在接近海拔5000米的唐古拉山脚下一个道班的工棚里拍摄的一张照片，这位得了严重高原病后奄奄一息的护路工，眼睛已经变形而且发蓝了。我当时焦急地问他的班长：“为什么不赶快送到医院救治？”他回答说：“他的病已经治不好了，不动他还能多活一会儿……”这时，站在我身旁陪我采访的青藏公路局党委书记罗布干佩同志告诉我说：“在全长2123公里的青藏公路上，平均每公里就埋着一位为筑路而牺牲的护路工。”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十分难受。在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山脉含氧量不足内地的三分之一，在那里能够活下来的人就已属不易，何况还要做筑路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但在那个年代，每年85%的物资需要通过这条公路进藏，实际上这是西藏人民的生命线，必须有人去守护！

　　想到这里，我静静地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在原地按动了快门。后来，我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又从行囊中找出了一块包镜头的白布，让沿途所有我看到过的护路工像电影明星一样给我签了名。

　　回到报社后，在我的建议下，值班编辑把这份签有筑路工名字的白布和那位即将牺牲的护路工的照片在《工人日报》一版的显著位置加框突出刊登，大标题——《请记住他们！》。

　　在这组报道中，我的影像和构图风格非常简洁和朴素。然而，传播效果却特别好，编辑部收到了大批的读者来信。后来，在全社会的关心下，青藏公路护路工的生存条件大为改观。

　　这次采访给了我很多启示，其中，深受其益的就是这句：“要感动别人，就要首先感动自己。”

　　有时候，不拍也是一种高度

　　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我于14日清晨踩着山坡上不停滚落的石块步行到达映秀镇。

　　在映秀电厂采访时，一对叫周蓉和王倩的姑侄俩被埋在了废墟下，幸存的姑父闻讯从都江堰赶过来跟着救援队员救人。

　　到5月15日，70多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姑侄俩仍被埋在废墟下，救援队想尽了办法也没能把人救出来。砖结构的宿舍楼倒塌后挪动哪块砖都有可能全部塌下去，余震下的废墟还在不停地落沙土，下面的声音也越来越弱。

　　这时，曾经参加过唐山大地震的救援队长蒋宜山经过与救援队员们商量后来到周蓉丈夫跟前，轻轻对他说：“你得做最坏的打算了。”

　　没说之前，姑父觉得还有希望，但是，这一说，姑父一下僵住了，现场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他的悲痛无以复加。大约过了一分多钟，他颤抖着从身上摸出了一支被挤压的皱皱巴巴的香烟，想用打火机点着，但是，颤抖的手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火苗对到烟头上……我本能的职业反应想把这个画面记录下来，但是，我手中的相机最终也没能举起来。最后，他实在点不着了，怒吼一声把打火机摔的粉碎。

　　我在想，如果当时我把快门按下去了，那个冰凉的快门声，哪怕是给这位姑父有一丁点的侵扰，我的内心也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这也是我作为职业记者生涯中第一次想拍而没有摁下去的快门。

　　我以为，我们在衡量一位摄影记者是否敬业的问题上，它包含的内容很多，而拍照只是手段之一，综合考量：“有时候，不拍也是一种高度。”

　　专业表达水涨船高

　　2015年8月23日上午，“9·3”大阅兵最后一次预演，轰鸣的战机编队飞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看台上的数万观众突然齐刷刷地举起了手中的手机和照相机进行拍摄，形成了一幅壮观的全民摄影图。

　　面对这样的时代，对于专业新闻摄影人而言是一个 “倒逼”的态势，我们必须要有认识规律、运用规律的科学态度；善于思考、勇于担当的人文情怀；胸怀宽广、心持正念的优秀品格，以及娴熟扎实、灵活多样的影像表达……

　　总之，我把它们统统概括为一句话：“专业表达水涨船高”。

　　拍照时，不仅局限于马上发稿

　　新闻照片独有的“记事、记实、记史”的功能，决定了它“既是今天的新闻，又是明天的历史”。而同时，摄影记者的社会职责决定了面对一个新闻事件至少要用三个视角拍照：“一是，为了媒体传播而拍；二是，为提供内参而拍；三是，为记录资料而拍。”而这三个方面各有侧重不可偏废。

　　1991年12月，我在安徽省霍邱县淮河大堤上拍摄了一组《万人治淮图》（这是其中的两幅），当时，现场环境温度接近零下20摄氏度，由于我是带着重感冒到达现场的，高烧使我的眼睛在拍照对焦时都有点模糊。回到编辑部后，这些照片因为画面中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与当时全社会倡导的“四个现代化”的主流语境不符而做了“冷处理”。我随即把底片作为历史资料一并装进了底片袋。

　　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再次把那个尘封的底片袋打开时，一组极具史料价值、人文价值、影像价值的纪实摄影作品跃然眼前。

（作者为著名摄影家，工人日报高级记者，全国专业报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第十一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