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总编辑给我“送样子”

吴长生

吴长生简历：

　　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法学硕士学位； 1983年研究生毕业后到人民日报工作，先后在农村部、经济部担任编辑、组长、副主任。1994年7月参与筹备、创办人民日报华东版，担任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常务副社长、总编辑。1999年转任人民日报香港办事处主任、首席记者。2004年底调任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

　　吴长生著述颇多，1996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被评为全国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曾数十次获中国新闻奖等部委以上奖励。

　　转眼之间，人民日报老总编辑李庄同志已经逝世整整十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李庄，一位谦和的老领导。从中央到报社、编辑部乃至工厂，上上下下，像他这样赢得广泛极佳口碑的报社领导，可谓绝无仅有。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刚进报社时，农村部就归这位副总编辑分管，是我顶头上司的上司。而与我多一层的特殊关系是，他的小女儿李东东，是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学。因此，在我心目中，他既是德高望重的领导，也是和蔼可亲的长辈。

　　由于中间隔的层次太多（“学徒”编辑 — 编辑 — 编辑组负责人 — 分管副主任 — 部主任 —分管副总编辑），我与老李（报社内部都这样称呼）的直接交往并不多，但可数的几次，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记。

　　一次是他接任总编辑职务后不久，有关农村的评论，依旧是送给他修改、审定。按照当时的编辑程序，确定评论（本报评论员、社论）选题后，编辑先根据主任、组长及部分编辑集体讨论的意见，起草初稿，然后交给组长修改，发排出小样（当时还是铅字排版，1990年左右才改为电子照排）；分管副主任、主任，分别在铅字打印的小样上进一步修改，综合后，发出清样，送分管总编辑修改、审定。一般本报评论员文章就可以安排上版了，重要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和社论，还要根据总编辑的意见，修改、打印出大字的送审样，以报社名义呈送政治局或国务院分管领导审阅、签发。那次我承担了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起草任务，经过部内修改后，我把样子送给了老李审改。大约一天后吧，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编改群众来稿，由于办公室窗户朝北，加上阴天，光线较差，白天都开着台灯。那时改稿是用毛笔蘸红墨水，我低头正在写字，感觉背后有人进了门，轻轻地来到我的身后，就没回头也没抬头地说：“请稍等，我写好这个字。”那人没吭声，我写好字，放下笔，扭头一看，啊？！只见老李正笑盈盈地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我赶忙站起身，紧张地说：“不知道是您，真不好意思！”老李还是笑着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怕打扰你，把字写坏了。”接着又说：“是给你送评论样子的，写得挺好！我只改了几个字。”我一边接过他手中的样子，一边急着说：“怎么能让您楼上楼下地跑呢？您打个电话，我去取就行了。”他依然笑着说：“举腿之劳，也正好借机活动活动。你看看，如果觉得我改得不合适，可以再改回去。忙你的，不耽误你了。”说着就转身出门了。我站着愣了片刻，竟没送他出去。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报社的最高领导，就是这样对待下属、晚辈，这样对待工作的。

李庄手稿

　　离那次“送稿”没多久，我去采访一次有关农村的会议，老李也应邀参加开幕式。意外的是，由于主办方不清楚《人民日报》总编辑（正部级）和新华社总编辑（当时新华社总编室的领导，一般是正局级，如果由副社长兼任就是副部级）的差别，在安排主席台座位时，把老李的名签放到了第二排，新华社总编辑却坐在了第一排。会议开始后发现“问题”的我，在台下坐立不安，可台上的老李却安之若素，静静地听发言人讲话。好容易盼到会议中间休息了，我赶到后台，连连向老李说：“对不起，他们弄错了，我让他们调一调。”新华社的总编辑也对老李表示歉意，可老李却说：“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别调别调，别麻烦人家了！这是常事，在第二排更自在，更自在。”这就是老李。我们苦笑着无言以对。

　　1994年夏，我奉命到上海去筹办《华东版》。临行前，我到老李家去辞行加请教。已经退下多年的他，笑得更爽朗，嗓音也更洪亮。这大概是因为一生谨慎的他，已经彻底“离岗”的缘故吧。对我这个即将走上“总编辑”岗位的后辈，久经政治风云历练的老总编辑说了至深至理的三句话。一是，作为总编辑，“不写好，少写更好，多写不好”。？

　　怎么讲？作为总编辑，主要职责是出好题目、用好人，不是写稿子；不断出好题目，选择适合的人采写出来，你自己不写稿子，也算称职了。而你偶尔露峥嵘地写上一两篇，必是用心之作，起到业务带头示范作用，就更好。为什么多写不好？因为精力有限，只顾自己写稿，其它方面就必然顾不上。再者，你写的，谁敢多改，谁好意思不用？挤占版面不说，还会因多而粗制滥造，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二是，“经过‘文革’，悟出一个原则，就是假话不能说，真话不能一下都说完”。说假话的害处就不用多说了，为什么真话也不能一下子都说完？因为要考虑听者的承受能力，不管什么话，只要是真的，就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你倒是痛快，但实际效果可能很差。人家听不进去，甚至引起极大反感，干脆剥夺你的发言权。再说了，真话如果一次全说完了，你还有什么用啊？三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办《人民日报》，只按新闻规律不行，还得遵循政治规律”。这政治规律是什么？就是党的宣传纪律。作为党报，必须受党纪国法的约束，否则寸步难行。这也是毛泽东强调不能书生办报，要政治家办报的含义。也正是由于深谙此道，老李才成为《人民日报》创办后，“完全平安着陆的第一位总编辑”。而“我们报上的有些东西，是既怕人家看不见又怕人家看清楚”这句近似调侃的话，准确反映了这位老报人，更确切说是老党报人的真实心态。

　　总是笑盈盈的老李，不光为人谦和，而且满腹超人的政治睿智。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