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人藏书梦，名人大家也不例外。文坛大家与书都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他们读书、买书、著书、藏书，书中天地是他们从不曾失落的家园。名家藏书的故事，让人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鲁迅先生是个嗜书如命的人。他从十五岁开始就抄书、买书、藏书。鲁迅的藏书共一万四千多册。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的比例，另外还有八十多部完整的丛书。鲁迅藏书的主要渠道是自行购买，还有一部分藏书是托朋友购买，当然还有出版社和著译者赠书，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鲁迅所取得的文学成就，与其坚持不懈的藏书活动密不可分。

　　黄侃先生因为爱书被世人称为“书淫”。黄侃不以为讽，反而极为喜欢。黄侃藏书达三万卷之多，他以购书为乐，每月发薪水都要去买书，有时将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于买书。有一次，黄侃购《四部丛刊》两千余册，耗资四百三十元；另一回，他一次性斥巨资一千六百元购买《道藏》。因黄侃购书如狂，夫人常为生计发愁，只能暗中向娘家求助。即便如此，黄侃还是不知足，他在诗中说：“十载仅收三万卷，何年方免借书痴？”可见其爱书如命。

　　钱穆先生购书以实用为准，不为藏书而藏书，但有时也因书商不识货而让他“捡漏”。有一次，他在无锡小摊购得《竹书纪年存真》，是一本善本书，让历史学家傅斯年渴望多年而未得的珍本；还有一次，他以低廉价格购得《读史方舆纪要》，一连高兴了多日。他在北大教书的五年间，购置古籍超过五万册，薪水所得，除维持俭朴生活外，几乎全花在买书上面。他的五万册书后来由一书商保留，最终不知下落。

　　胡适先生藏书很多，据说约有四十架书。胡适的藏书不作登记，都放在书架上，但需要的时候，应该到哪里去找，他记得很清楚，随手就能找到。他在写作的时候，往往同时参考好几本书作为资料，因此会同时把好几本书放在书桌上，显得很零乱，但他却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书，佣人只打扫上面的灰尘，而不能移动它们的位置，因为一旦被移动，再找就要费时间了。胡适对自己的藏书虽然爱惜，但当别人有借于他时，他都会爽快答应。

　　郁达夫先生十三岁的时候，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三千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海》也不买？”郁说：“九岁会作诗，十八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海》，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藏书是大师之癖，然而藏书却不是最终目的。名家藏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装潢门面，在他们看来，好书就像一坛老酒、一壶清茶，藏之愈久，品之愈香。他们用读书来倾听，用写作来倾诉，用藏书来积淀。通过这些藏书活动，也能窥视出他们质朴、天真的另一面。

　　（作者为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