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记者调查版刊发了我的稿件《选调生看选调生十八年后“十八变”》，社长杨振武在当日记者调查版上批示：“这篇报道值得一读。其通篇用事实说话，娓娓道来，真实、鲜活、生动、感人，又具有研究问题的深刻性，难能可贵。”此稿位列当日“人民日报稿件在人民网上的点击量排行榜”第三位，人民网、央视网等数十家网站，以及曲解直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青年湖南等微信公众号转发，网友留言“接地气稿件，值得深学”“找到自己的影子”……

　　许多同事祝贺我写了一篇好稿，我总说这是被主任主编们“逼出来”“压出来”的。确确实实，四易其稿，苦不堪言。但苦尽甘来，令人回味尤深。

　　地方部2015年新创办的记者调查版给了我这个机会。8月中旬报选题后，三位部主任、《记者调查》版主编禹伟良都予肯定，牛一兵主任还在我的采访方案上提出了采写建议。

　　选题批准后，我即与湖南分社记者颜珂联系，请求帮忙联络省委组织部。在取得湖南省委组织部的支持后，我于8月18日至8月29日，先长沙，后湘西，历时12天，采访50多人。在回京的高铁上，酝酿此稿时，觉得这稿不难写，而且对写好还颇有自信。但真正落笔，才发现并非如此。对选调生熟悉，甚至很多采访对象就是自己的朋友，但我在提笔写他们时，却有不少顾虑。一方面想在文章中尽量多地展现一些人，可人写多了，故事就不能充分展开；另一方面，是担心哪句话说得不合适，给他们带来麻烦。所以，难得他们说得畅快，我却越写越谨慎。

　　第一稿，我采用日记体写法。“偷懒了吧？”禹主编看过一针见血地提出看法。费伟伟副主任看后指出，“日记体的节奏展开太过缓慢，不能马上吸引读者阅读，而且问题不够集中，无法引起读者关注。”他向我推荐多年前中国青年报刊发的一组连续报道《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建议借鉴学习。第二稿，我改为按选调生成长的不同结果组织稿件，费主任、禹主编“会诊”指出，可读性差，问题分析缺深度。我又匆忙作了第三次修改，对第二稿的结构作了调整，但依然存在问题分析缺乏深度的毛病。费主任和禹老师在我每改一稿后，都会表扬“这一稿比上一稿好多了”，但却从不松口“不用改，可以了”。费主任看完第三稿，给了大段的修改建议，提出应该用“18个人的故事”对选调生制度能否发挥“墩墩苗”的作用作出回答。他同时提醒我：“慢慢改，事实上也需要冷下来沉淀一下，好好理理思路再改。”连改三稿，且每一稿都非文字上的小处调整，而是真正的“伤筋动骨”。写得辛苦，改得痛苦，感觉已脱了几层皮，稿子却仍未通过。

　　在费主任“冷下来，慢慢改”的提醒下，我真的暂且放下来。不急不躁，重新梳理思路，让主题一点点渐渐清晰起来。

　　思路定，脉络清，文气顺。国庆假期一过，用两三天时间，我就写出了第四稿。这一次总算通过了。紧接着，费主任和禹主编又帮着我一起对文章细细打磨，从标题到，到文字。

　　习近平总书记就选拨培养年轻干部，要求“让年轻干部多‘墩墩苗’”。我在这篇报道的结尾这样写道：“种庄稼有个讲究叫‘墩苗’，就是在幼苗阶段，不能让茎叶长得过快，否则根扎不深，茎秆不壮实，中后期风一吹就倒。因此，要压一压长势，墩墩苗。”细细琢磨一下，这篇报道，四易其稿，提炼之难，改稿之艰，推敲之苦，不也是一个“墩墩苗”的过程么？

　　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有多么痛苦，便有多么快乐。“选调生”四易其稿的修改过程，我将终身难忘。

　　（作者为人民日报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