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刊《新闻名家访谈》专栏，今天与大家见面了。在这个专栏里，我们将陆续刊登对一些新闻名家的访谈稿件。

　　新闻名家，乃在新闻工作中贡献突出者。他（她）们所写的作品及对新闻工作的思考和见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通过访谈介绍这些新闻名家的情况，使大家对他（她）们的新闻工作轨迹、贡献有所了解，对于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大有裨益。

詹国枢谈写作：举重若轻 大道至简

本刊特约记者   高海珍

詹国枢

　　1949年生于四川西昌。人民日报社原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詹国枢从小喜欢看书，肯动脑筋，1978年参加高考，以全地区文科成绩第一名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

　　詹国枢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简洁幽默。见到詹国枢，你会发现什么叫“文如其人”。四年前退休在家的他，仍以新闻人的激情与敏锐，用通俗深刻的语言，在其报刊专栏、网络博客和微博上传递着一个社会守望者的正义与温暖。

　　詹国枢说，他喜欢哲学，喜欢用哲学思考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事情。也许正是缘于其哲学思维，他总能在现象背后抓到新闻本质，并用最为简单的语言叙述新闻事实和事件背后的道理。

新闻写作：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记者：您的文章以“通俗而深刻”著称，这样的写作功底从何而来？

　　詹国枢：写作其实没有捷径，关键还得多下苦功。

　　我出生在四川金沙江边一个小县城，从小喜欢看书、喜欢动脑筋想问题。1978年考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就认定，这辈子肯定离不开写作了，于是经常找机会练笔。当时，学校氛围非常好，中文系和新闻系在一起，我们也拼命搞文学创作。1982年春，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此时妻儿却远在四川。于是我便与6位小青年合住单身宿舍。每日清晨，6点必起，乘早班公共汽车到报社，用餐以后，就有一个钟头自由时间。晚5点下班，我也留在报社，乘晚11点末班车再回宿舍，又有5个多钟头自由时间。每天将近7个钟头，用来干些什么呢？那时心想，这辈子就吃笔杆子这碗饭了，手下可用将士，无非数千汉字而已，不把弟兄们脾性都摸清楚，到时咋派用场，如何游刃有余？于是，下决心通读辞海，厚厚一大本，大概100多万字吧，从第一页开始，逐字逐句，读到最后一页。遇到弄不懂的，反复琢磨几遍，看见有意思的，就用本子记录下来。第二年，承蒙领导关怀，妻儿调到北京。家人团聚之时，“辞海进修班”已经毕业，记录也有整整三大本。这对我打下写作基本功，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做事总希望自己能够有所创新。即使写作，也尽量与众不同。怎么做呢？我将自己的写作风格定位为8个字：通俗易懂、举重若轻。比如，我采写《从煮饺子说到规模经济》，就是以简单明白的生活现象，解释复杂深奥的经济道理。采写《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也是以简单明白的话语，说清楚并不简单的道理。我曾为一些杂志写专栏，探讨什么叫幸福，我就琢磨出一个公式：幸福=供给/需求。即，幸福与供给成正比，与需求成反比。供给越是充裕，越会感到幸福，需求越是强烈，越是不会幸福。倘若你感觉不幸福，试着套用一下这个公式，就会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认为，记者采访写作，其实就是在做第二种翻译，将比较复杂、深奥，人们不一定看得懂也不一定感兴趣的素材，通过自己的努力，翻译成为简单、明白，人们既看得懂也喜欢看的信息。

　　记者：您曾在《新闻与写作》刊发过“詹国枢谈新闻写作”系列文章，今天，这些写作规律是否还适用？

　　詹国枢：应该还是适用的吧。比如，我先后写过《带着问题写新闻》《水平高低在选择》《述评写作三段式》《言论写作三要素》《最高境界是通俗》，一共5篇文章，其实就是5句话。我曾在北大给新闻系学生讲课说，写作方法有很多，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就是这5句话。

　　简单地说，“带着问题写新闻”这是我们新闻从业者脑子里必须牢牢记住的一个“总纲”。我认为，记者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提问。无论采访一个人物还是采访一个地区，采访之前，我都会先问问自己，读者对这个人物或者这个地区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最想了解的是什么？写文章前，先给自己提几个问题，然后再逐一回答这些问题。采访的实质，就是如此。

　　“水平高低在选择”，写一篇报道，有哪些需要选择的呢？大体可分为5个部分：对象的选择、角度的选择、结构的选择、材料的选择和文体的选择。倘若你能做到每个选择都高出别人哪怕是一点点，最后，整篇文章肯定就比别人高出一筹了。

　　“述评写作三段式”，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是述评写作中离不开的，无论任何述评，拆开来看，就这三部分。

　　“评论写作三要素”，指的是“故事、思想、文采”，到现在，好的评论都离不开这三点。

　　“最高境界是通俗”，这是我一直倡导的，真正有本事的记者是把复杂事情说得很简单，而不是相反。这就是我所信奉的“大道至简”。

策划选题：无中生有、欲罢不能

　　记者：对于记者来说，最困惑的就是怎么寻找有意义的选题，您认为寻找选题的规律是什么？

　　詹国枢：可以用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来寻找选题，即：需求决定价值，有需求才会有价值。所以，寻找选题的关键，是要摸清读者到底需要什么、最想看什么。

　　我把它归纳为8个字：无中生有，欲罢不能。

　　首先，“无中生有”。这并不是说，没有新闻也要编造新闻，而是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或没有归纳过、没有深度研究过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可以找到一些视角，进行整合或分析。这不就无中生有了吗？

　　其次，“欲罢不能”。要让读者一看到这个题目就特别喜欢看，爱不释手。比如，某杂志近期的一个选题是“为嘛中国男人很丑”，虽然关于中国男人的这个网络话题，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重新换个角度，追根究底，你会发现，这个话题还会勾起读者的阅读欲望。

　　寻找选题，就是创新。创新思维有没有规律呢？我认为是有的，我把它概括为三种思维，一是逆向思维，反向而行。比如，最近大家都在说互联网颠覆一切，有学者就写了篇“互联网不能颠覆什么”，这就是全新角度，就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二是追踪思维，一追到底。问一问“为什么、怎么办？”也能出题目。三是迂回思维，绕道而行。我在经济日报时，总编辑范敬宜曾写了篇特写《这里的库房静悄悄》，通过一家企业库房去反映企业的管理与质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记者：新闻是客观存在的，但现在出现不少“人为策划的新闻”，您怎么看？

　　詹国枢：严格说来，新闻是客观存在的而不是策划出来的。所以，新闻不可以策划。但是，一旦新闻发生，如何报道新闻，这就需要策划了。从这个意义说，策划无处不在。但是，所有策划都是基于有新闻之后再策划，而不是没有真实的新闻，策划出虚拟的新闻。这是两码事。

对于记者：网上网下标准如一

　　记者：您的微博关注度很高，您写微博有诀窍吗？

　　詹国枢：微博是和别人交往的一种手段，它给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世界——网络世界，这是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也非常精彩。我不是名人，更不是明星，所以，微博粉丝并不多，腾讯有30多万，人民网有60多万，新浪刚超过10万。我自己定下的标准是4个词、8个字：一是善良。人一定要谈善良，社会之所以让人觉得冷漠，就是因为缺乏善良。如果大家都善良，社会将和谐很多。我的微博，关于善良的内容特别多。二是正义。包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抨击等。三是智慧。这是永不过时的，也是读者最喜欢的。四是幽默。幽默是生活的调和剂，幽默也是一个人心态成熟的标志，幽默总是让人开心。我认为，有这四点就足够了。

　　记者：现在，有少数优秀媒体人自立门户或开设自媒体，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詹国枢：自媒体是新事物，也是一件好事，但我对自媒体的前景并不看好。尤其是那些一两个人就搞一个自媒体，哪有那么多精彩的内容给人们？根本支撑不下去。新闻还是有规律的。在新闻这个行业，不可能一个人独闯天下，更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支撑一个新媒体。我自己就几乎天天写微博，但根本不可能每天都是原创，绝大部分时间，还得当搬运工，把自己看到的好的东西，转载出来。

　　记者：大家都说碎片化阅读产生不了思想大家，现在我们不仅在碎片化阅读，而且都在参与碎片化写作，这会影响我们总体的写作水平吗？

　　詹国枢：能否产生思想大家，原因很多，不能全怪网络。当然，网络的确是利弊参半。对于记者来说，既要沉入网络，也要学会离开网络，进入现实世界，让自己的思想更为立体。至于写作，不管网络写作还是纸媒写作，读者对文章的要求都是一样的，没有思想的文章，是行之不远的，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记者：信息技术发展快速，对于记者来说，有哪些变与不变？

　　詹国枢：要说“变”，主要是客观环境变了，记者手中可应用的技术装备更多了，文章的载体也更多了，采访的方式也更先进了。但是，对于记者最基本的要求还是不变的，比如敏锐、激情和吃苦精神等。说到对新闻的激情和创新精神，举个例子吧，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想如何与记者身份结合起来。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从离开饭店到进入人民大会堂，从温总理作报告到离开会场，从头至尾，我都拿着手机，不停地发短信到人民网微博，搞了几个小时的“一个人的现场直播”。虽然非常非常累，但心里美滋滋的。心想，以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使用手机搞微博现场直播，很可能创造了中国新闻史甚至世界新闻史上的“第一次”呢，起码，也是个人新闻从业史上的第一次吧！所以，自始至终，非常兴奋，一点不觉辛苦。如果没有激情和创新精神，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怎么可能津津有味地去做一个人的“现场直播”？人有了激情，精神就会随时处于蓬勃向上、不断进取的状态。

　　送给年轻人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

　　记者：您在微博的自我介绍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过去的），全国政协委员（暂时的），人民日报记者（永远的）。与其他职业相比，您认为记者职业的魅力何在？

　　詹国枢：记者职业的魅力就在于“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从事新闻工作后就再也不愿意离开了。因为记者天天都有新发现，新创造。记者、编辑乃至总编辑，都是一样的，每天看到的事物和稿件都是新的，这太有意思了。

　　记者：有不少记者羡慕您赶上了那个时代。

　　詹国枢：说实话，我还是觉得现在做记者好。现在有多种可能性，一切皆有可能。过去，相对来说，我们那一代人大多是在指定的位置上干一辈子，机会不是很多，那时我的追求就是把上级交下的每件工作做到极致。记得有次到河北沧州采访一位勇于改革的厂长王宏烈。这位王厂长，那可了不得，读过大学，当过右派，下过农村，进过监狱。改革开放大潮涌起，“扑通”一声跳下海去，如鱼得水，把工厂搞得有声有色，成了河北一面旗帜。见到王宏烈，听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话题。采访5天后，回到京城，怀中已揣着6000字长篇通讯。回京当晚，我还有些亢奋，迟迟不能入睡。屋里早已关灯，怕影响别人，只在心中默默背诵通讯。从第一段开始，直到全文结束。遇到哪里觉得不妥，我会立即起身，悄悄打开电筒，将文章改好，再小心躺下，重新背诵全文。虽然我有愚笨的一面，但我能选择的是可以把事情干到极致。如果我现在还是一个年轻记者，我可能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的媒体，做更多传递社会正能量的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当代的记者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

　　詹国枢：我当总编辑时，衡量一个记者行不行，可不可用，主要看他是否肯干、能干。肯干是主观方面的，能干是客观方面的。二者都具备，就是好记者。

　　我曾不止一次地对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年轻记者说，你们所从事的工作，从本质上说，也是一种信息的搜集、整理、归纳和发布工作。将来不管是纸媒体还是网络媒体，这工作在人类灭亡前是肯定不会消失的。因为，人人都有获取信息的需求，必须有一批专门吃这碗饭的人，去为人们的这种需求服务。至于信息的最终发布是纸媒体、广播媒体、电视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只是发布形式不同而已。你们不必太在意于发布形式。技术和渠道不过是载体而已。你们时刻应该在意的是，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能干的、有作为的信息搜集与整理者。有了这个本事，不愁没有饭吃。记者这个职业是个好职业，它是透明的，其成果也是公开的，公开就能公正，你的能力是摆在那里的。好与不好，一眼就能看出。正因为如此，临离开人民日报海外版时，我送给每个年轻人一句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这话是孔夫子说的，我认为说得太精辟了，值得我们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