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企事业内刊的编辑记者是媒体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同主流媒体从业人员一样都应具备良好的素质和能力。今天刊登“优秀媒体人的三个标准”的文章，对大家有启发作用，希望大家一读。

优秀媒体人的三个标准

张志安

　　从狭义上说，一般都是把评论员和新闻记者分开来看。其实从广义上来看，评论和报道都是新闻的种类，对于媒体人来说，二者是很难有明确分界的。读了高明勇的新作《坐下来的中国》，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优秀媒体人和普通媒体人的区别。

　　准确把握最重要的问题

　　“优秀媒体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重要性问题的把握，即在从事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始终紧扣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呈现。

　　汪丁丁老师在一篇文章《何谓“新闻敏感性”》中提出，在当代中国，可以列出最重要的领域及其重要性：

　　1、经济领域——关于劳动、土地、住房、自然资源、货币、汇率、收入分配、教育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公共政策，与人力资本问题相关；

　　2、公共卫生领域——关于医保、医院、医疗等关键性服务的公共政策，与经济问题相关；

　　3、政治和法律——劳资谈判与劳工自由结社的政治权利、政治民主、反官僚、反腐败、规范政府行为、新闻自由、立法和司法的独立性；

　　4、社会领域——生育、抚养、家庭问题、底层社会、文化遗产、绿色运动、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权利；

　　5、国际关系——主要由中美、中日、中俄、中欧等方面构成的博弈格局的变动，以及超越策略博弈，在人类前途与世界秩序等根本问题上的长期对外政策的具体化和清晰化。

　　我觉得这个概括非常好。一个记者可能会做很多选题，有些是所在媒体安排的命题作文，有些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不管这些选题是出于公共利益诉求，还是出于商业利益诉求所判断的价值点，它们和中国社会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如果一个优秀媒体人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同领域的重大问题感兴趣的话，就会有一个谱系或“问题单”，或者像高明勇所说的“中国问题地图”一样的判断格局，会有一个总体的图景式的把握，而这些就能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真正勾连起来。

　　所以说，一个优秀的媒体人，他的专业性就体现在一以贯之地在重要问题上有判断、有持续的跟进和报道，始终推动重要问题背后的启蒙、监督与思考。而对重要性问题的把握，是一位优秀的媒体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从这个角度讲，《坐下来的中国》谈论的就是中国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与汪丁丁老师所说的当下中国最重要的领域及问题，有很多重叠之处。而对于新闻同行和新闻系的学生来说，《坐下来的中国》的启示之一，就是如何把握当今中国的重要问题。

　　与受访者进行平等的对话

　　当对这些重要问题有了一个认知谱系之后，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才能与那些知识分子或专家学者进行平等而有效的对话。高明勇在《坐下来的中国》的系列对话中，充分体现了优秀媒体人对这种“平等”的追求，实际上，平等不仅是心态和底气，更是判断和能力。

　　一般来说，记者采访往往都是我在问你在答。从知识储备角度说，记者是低人半等的，至少比学者要低一些。所以说，记者采访要想专业，需要做大量的知识准备工作。

　　具体讲，第一个是“问题史”，即某一重要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脉络。因此，记者需要进行大量的阅读，哪怕是艰涩专业的学术论文和英文文献，也需要埋头苦读。不仅要读懂一篇文章，还要试图对不同文章之间的论争和观点的脉络有所了解。

　　第二个是了解具体访谈学者的“生命史”，即对这一学者的学术历程、大致观点的了解。只有对学者的生活轨迹、治学历程、研究变化等有所了解，才能在个体和社会的坐标系中去深刻理解他的学术偏好和研究倾向。

　　第三还要有对“学术社群”的了解，即这一学者的观点在学术社群的丛林中的位置，是主流还是边缘，代表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不要盲目追求知名度，更要追求其专业性，要追逐那些在某个领域中持久研究、专注发言的真学者，而不是追逐各种问题都能谈的“快思手”或“知道分子”。

　　难得的是，在《坐下来的中国》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高明勇不仅注意到这些问题，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并贯穿到每一次具体的采访中。

　　什么才是更好的采访？我认为不单纯是我在问你在答，也不仅仅是从学者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知道的或受众想要知道的，而是提问本身也在某些侧面或某些角度上激发被访者在这一问题上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所以，更好的采访，是通过彼此的对话或者互动，双方都达到一种各自前所未有的认知，这种认知对记者来说，是在某个知识点上有了更多的、更深入的观点。

　　但是，记者更多承担的是“学术搬运工”的角色，因为他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生产者，而对于被采访者来说，一次采访能给被采访者带来什么？换句话说，记者可以给学者什么？这是值得考虑的。

　　捕捉旧秩序中的现实敏感

　　一位优秀的媒体人，应该对社会重要问题非常敏感，他通过脚步的丈量和对现实生活进行的底层视角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就像高明勇结合给孩子办理准生证时的遭遇，上升到对计生政策的反思和追问并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一样。

　　简言之，一位优秀的媒体人，是善于敏感地把握现实社会，善于发现从旧制度、旧秩序里面生长出来的新制度、新秩序、新策略、新方法、新实验，尤其是那种小荷才露出的“尖尖角”。而一般来说，学者则很难发现这些现实的敏感之处。

　　所以，记者要善于发现、呵护、呈现这些从旧秩序生发出的新问题和新想法，当他把这些提问提供给学者之后，对话之中，就很容易让学者的观察与研究落地，让学者的思考有了更多的证据材料，而记者所贡献出来的这些从旧秩序生发出的新问题和新想法，在进行报道时又会让那些重要命题具体落地，渗透在自己的评论和报道之中。

　　这三个标准，也是《坐下来的中国》给我的三点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