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环球时报的评论创作

胡锡进

　　我选取环球时报社评工作为例子，向大家谈谈这些年的经历和体会。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是环球时报社评获得影响力的源泉

　　中国社会这几年变得多元而复杂，舆论场上“公知范儿”大行其道，在互联网上批判政府俨然成了所谓“政治正确性”的一种识别性标志。环球时报没有跟着这股潮流大拨轰，也许是由于我们是国际新闻报纸，天然地把维护国家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当成了习惯。当我们也不得不涉足写一些国内评论时，我们发现时下流行的舆论批判潮既有悖中国的现实、不客观，也严重违背中国国家利益，因为这样的舆论现实效果是削弱社会团结，引导公众的分裂，并且严重损害中国人的政治自信。

　　在前几年市场类舆论场上批判声连成一片的时候，环球时报像在潮水中紧紧抱住一棵大树一样抱住实事求是的原则，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事实上只要我们这样做了，社会关注力就自然围拢了过来。在这个舆论场上，我们的声音是稀缺的，市场的自然规律就是将我们的声音不断放大。

　　一些人以为，越批判、越出位就越能吸引读者，因此以互联网为代表，批判竞争相当流行。其实他们想错了，批判固然是重要的，但批判不能变成一种表演，实事求是才是媒体真正的生命线。

　　二、贴近生活的语言探索，是环球时报社评获得影响力的资源和工具

　　环球时报是靠市场生存的，即使我们政治立场正确，我们的文章必须要受众喜欢看，否则他们可以随时抛弃我们。

　　我们注重讲大白话强调一定要说真话和实话。这里的真话，我们是指它一定得是我们的真心话，如果不是真心话，即使它是对的，我们也坚决不说。比如我们经常不自觉地写出一些我们并不想说的正确话，有一次我们写道：“一个强大、团结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话外交部发言人说一定没错。但写下来后我们问自己，这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吗？既然这样，我们删了它，换句我们更想说的话。此外我们主张说实话，是指写下的每一句话要同生活中的真实情形相对应，不能靠推理，一环扣一环，推着推着就离开地面飘了起来。比如，我们一不留神可能会把日本右翼干的事情算到整个日本人的头上，把中国一部分人的想法当成全社会的看法来描述。不加节制地使用形容词，或者使用一连串的排比句，这些都很容易使文章朝着某一个方向出现夸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

　　由于环球时报社评的写作时间都很短，通常一篇文章只能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很难有对语言的精雕细琢，我们的绝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了找观点和把握评论的分寸上。当有别人总结说，环球时报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时，我们开始一愣，难道我们有什么语言风格吗？我们不就是平铺直叙吗？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明白语言风格指的是什么，但它似乎更多不是词汇层面的东西，而更像是说话的一种态度，是讲道理或者讲故事的方式和角度，是作者性格、情怀、见识等许多语言之外东西的总和。

　　当然，词汇层面的东西不是一点没有。现在人们讲话、写文章经常使用一些固化的词组或者一些动词、名词，在某一类场合反复出现，形成一些小型套话。如“发挥……的制度优势”，“挖掘……的潜力”，还有“着力打造”，“切实加强”，“高度重视”等等。这些词过多使用，就会散发出浓浓的官味，环球时报会尽量避免这些词汇的集中使用，而且会尽量少使用。我们更愿意用大俗话，或者新鲜一点的话，给读者以贴近感。

　　我觉得排比句还是少用好，我主要是说排比的思维不好。这种思维和句式本身包含了一定的夸张倾向，以及造势的倾向。

　　文章应减少不同内容之间的过渡环节，不用把所有信息都交待得很完整。现代人的理解力允许在信息之间留出一点空白。文章不应当一个思维角度从头写到尾，中间最好变换一些角度，角度就是信息量。

　　如果写评论时间充裕的话，最好把一些复杂的概念用一两个生动的比喻加以替代。这会让文章读起来轻松，通俗易懂。我研究过西方主流媒体一些写得比较好的评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文章不长，每一个自然段很短，经常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精彩比喻。

　　但我坚持认为，纯语言的风格不是评论最重要的。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好的评论就得要新，最好是选题就新；选题如果不新，角度就得新；角度如果不新，就得有几句新话。最重要的还是你发现了别人没发现的评论点，阐述了别人没有的思想，说了一些新话。天天写评论，就那么几个话题，很容易就写重复了。比如年年评春运，动不动就要评安全生产，每次都能说出一些新话实在不容易。我们常常会发现，同一件事第二天很多报纸写了一大堆评论，大部分评论的观点都差不多。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把一大堆评论混在一起，我们要争取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哪一篇是环球写的。

　　三、大量专家学者的参与，为环球时报社评探寻社会最大公约数发挥了特殊作用

　　环球时报天天写社论，现在从周一到周五一般要每天写两篇社评，或者一篇社评，一篇评论员文章。我们自己没那么多思想，必须大规模借助社会力量。于是我们通过每一篇文章的具体写作过程，逐渐积累了时报社评的外援思想库。

　　环球时报较为独特的社评写作过程也逐渐定型下来。每天中午前后社评大致定题，之后就由社评编辑根据题目寻找材料，采访专家意见。为一篇社评，编辑通常要采访至少三名学者。到了晚上，当天的社评编辑会把材料总结成几页纸交给我。我熟悉材料后，就要清理思路，然后由我口述，社评编辑记录，起草社评。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我的口述是逐字逐句的，一方面社评编辑也不是被动记录，他会对我口述的话不断做修正，他的意见我多数情况下都会接受。这样完成社评初稿后，编辑会把文章传给白天采访过的专家，或者在电话里读给他们听，由他们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我来统合他们的意见，社评最终定稿。

　　大家注意到，社评的每一实际写作者都有五个人，甚至更多的人。这有几个效果，第一，它是这五个不同年龄阅历者的思想最大公约数，因而它对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态度有了一定的代表性。第二，它几乎不大可能出现非常荒谬的观点，因为如果那样，过不了几位专家学者的初读关。第三，这些学者还是挺有水平的，他们贡献了大量思想，确保了社评的一定思想水准。

　　我们的这个外围思想库很庞大，有几百人，但最核心，经常被我们打扰的是几十人，这些同志即使晚上十一点十二点了，也肯接我们的电话。他们都是中国知识界响当当的人物，很多都是所长院长或者是顶级学者。

　　我由于是记者出身，不太会干别的，加上环球时报是以内容为主要驱动力的媒体，形成了我直接写作社评的挺另类的工作模式。我被拴在了社评上，每天白天还能干点别的事，一到晚上，就成了标准的评论员。很多人对我亲自参与写社评，而且每天写，都感到挺吃惊的。但我还是认为总编辑应当做更大的事，运筹帷幄。另外我很清楚，党报不是小报，更严肃。

　　以上所讲，讲得不好，请大家批评指正。

　　（作者为环球时报总编辑）

      长春市要求政府组成人员“通过报纸听民声、观民意，了解百姓疾苦，检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