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报人的记忆

郑荣来

　　人民日报社在王府井做了31年住户，至1980年才东迁金台西路。其间在这里工作的人们，都可算曾是王府井人。而我们，又是王府井为数不多的报人。

　　前辈姜德明同志，日前出版一本新作，名为《难忘王府井》。仔细翻阅，书中凡37篇文章，篇篇都跟王府井有关，而且篇篇不离文艺部。样式是都是散文，文文都写人物，所写之人，都是资深报人，其中有的我熟悉，有的不曾见识。读文章，品细节，人物却都如在眼前。他们在王府井留下自己的印痕，也留下音容笑貌。

　　社长范长江，对干部要求严格，热心培养名记者。他爽气逼人，作报告富有鼓动性，但说话没遮拦，曾骂有些老干部“摆狗肉架子”，反官僚主义时遭到群众批评。

　　总编辑邓拓，京城才子，诗文俱佳，笔走龙蛇，书艺精湛。性格温文儒雅，爱好读书买书，特别喜爱买旧书，东安市场旧书摊，常有他的身影。土改时关注地主老财珍藏的线装书，鼓励记者收集县志，抢救了不少珍贵古书。

　　副总编辑杨刚，才情洋溢，口才出众，讲国际形势，全场寂然，能诗能文，小说、诗歌、散文、通讯和报告文学，都有专集传世。女性作家，阳刚性格，率直倔强，毫不矫饰。曾自撰一篇杂文被编辑要求修改，见“要求”与己见不合就宁可撤版不用。诗集《我站在地球中央》，言志也塑造自我。

　　老记者刘衡，从被打成“右派”之日起，到彻底平反的21年间，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右派，在“文革”中，还常以小字报和诗歌表志。“红卫兵”揪她游楼，下干校又被押到田头威胁“活埋”，她都没有屈服。她写诗《我是一块瀑布》，直抒坦荡胸臆，写传记《直立行走的水》，自述正直人生。

　　老姜笔下王府井的画面，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构成。他们存在于作者的心底，如同一组组底片，洗印出来，便成王府井的一片风景。

　　老领导袁鹰同志，也记录过在王府井发生或与它有关的人和事。他为文大气，思老友而忆风云，王府井的岁月，朝晴夜雨，春暖冬寒，笔下多有记述。他的散文集《昨夜星辰昨夜风》所写，其中便有风云景象。他从1952年调来人民日报文艺部，数十年间，同许多名家交往，组织稿件，建立友谊，组织、编辑和撰写过许多美文佳篇。也经历了多次政治文化运动，见证了许多文化精英的人生沉浮。人民日报奉命率先发起的多次批判运动，让其中一些人因此蒙难。编辑成了运动的工具，难以主宰自己，有时也身不由己地跟风犯错。

　　经历过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参与过“大跃进”、宣传放“卫星”，以及其后的“文革”，报社大楼里，有阴云，也有风雨。事后反思，方知曾经迷惘。理智的回顾与总结，乃智者的成熟之举，教训也成为思想财富。袁鹰以《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为题，借胡锦涛视察人民日报时说的一句话，“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记述自己在大跃进年代，写过多篇为“三面红旗”擂鼓助威，带有浮夸性质的文章，并把它一一展示出来。“今天再来摘录的时候，却只有脸红心跳，有点像一个小偷。”坦荡的心怀，与“一贯正确”划清了界限。实事求是的思维，表现的也是一种风范。

　　我在王府井51号，只工作生活了15年，不及两位前辈的一半。我对王府井知之甚少，所见所闻的物事，又多有只限表象的认识。48年前处暑那天，我初到王府井，那窄窄的马路，矮矮的槐树，行人不见多，楼房不见高，与我想象中的名城大街对不上号，心中感到很失望。随后，我们与“文革”同行，10年愚忠，10年迷惘。在当时，饭前食堂排队念语录不觉荒唐，“红卫兵”破“四旧”，改路牌换店名，亦未敢言其非。工作上，编发过有错的版面，也写过有错的文章。生活上，曾在报社对过新新服装店门口随地丢冰棍棒被戴红袖标的城管姑娘罚款5角钱，曾骑车带小孩路经烤鸭店旁帅府园交警队门口不下车被警察训话并登记在册立了存照。这些都是我有伤市容的劣迹记录，细想起来，真是愧对王府井人这称号。

　　每个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王府井。跌宕人生，纷繁社会，或人或事，或喜或忧，都有亲身体验。报人报事，都有时代的印记。而王府井景观，经历改革开放，街景巨变，宽阔美丽不输全球一流步行街，繁华文明堪与世界同类相媲美。街上行人，衣着多样，一改当年非蓝即灰颜色列宁中山款式的单调打扮。沧海桑田，陵迁谷变，耳闻目睹，多少感慨皆会动于衷。

　　曾为王府井人，无论何种经历，记忆都有难忘处。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