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西安人，40多岁。眼睛不大，弯成新月，闪着光。

　　初次见他，他调动脸上所有肌肉对着我笑。手拍着圆鼓鼓的前额，两腮垂挂，肚腩拱顶，像尊佛。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老刘是个的哥，专和执法不当较真。他每年告交警上百次，大多是帮同行，分文不取。我为此而找他，想深挖这个好故事。

　　起初，那个“上百次”的惊悚数字还令我犹豫了半秒，但见到老刘一张佛脸上的一对深邃酒窝，我一下子就信了他。

　　说起来，我对人不善存疑。记得刚入行时，总被采访对象牵着跑。一场两三小时的采访下来，头点得快要掉落了。

　　几位编辑轮番嘱我：记者要始终怀着质疑，不论是对象牙塔里的体面人，还是田野边的庄稼汉。

　　揣着这金句，我努力了两年，我以为几乎功成时，遇见了老刘。

　　他开着一辆看不出颜色的旧车，跑起来窗玻璃嗡嗡响，空调一会儿喷冷气，一会儿喷热气。更别提那一身汗衫短裤的行头，让我脑袋里开始播放幻灯片：十几年自费办乡村幼儿园的教师、几十年为乡亲义务摆渡的艄公……那些我采访过的质朴老乡刷刷地现身了，看上去，老刘与他们无异。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公权力的监督者。

　　第一场聊完，我跳下那辆破车，站在太阳底下，拿出手机打给编辑。

　　“特别特别好！”我说，老刘的故事、细节满满地堆在我舌头上，不吐不快。那个激动劲儿，挂下电话，手机烫得能煎蛋。

　　第二次见面是在法院门口，他迟到了。我在街边埋头给他发短信，被洒水车喷了个透。他到达，粗着嗓门吆喝，抱歉抱歉，朋友说来，又不来了。

　　我的气瞬间消散，甚至还涌上一丝心酸：眼看要和交管部门开庭，他孤军奋战，连朋友都弃他而去。

　　在庭上，老刘是小米加步枪的“战士”，面对着装备精良的“敌军”，嘶吼着、掰扯着法律条文。

　　旁听到一半，一位交警叫我出去：“小姑娘，你怎么报道这个人，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在我看来，他的一番欲说还休的解释，简直是对老刘的构陷：富人、车托、收钱办事、对执法部门死缠烂打。

　　然而，这番话却也好似一道闪电，引出一场冷雨，浇在我的热情之上。我站在法庭门口往里看，老刘正挥舞着胳膊，指着法官怒斥。威严、庄重的气氛中，他像个突然弹错的、尖锐的音符。

　　也就是在那一刻，编辑给我的、压箱底的金句悄无声息地浮现出来：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决定进行第三次采访。为此，我精心准备了一些纠缠细节的问题，并给老刘施压：你必须让我去你家。

　　那是一幢三层楼房，独门独院，隐匿在郊区的大学城边上。老刘站在门口迎我，还是那身汗衫短裤，还是那一脸无害的笑容。

　　我正对着满桌、满墙、满沙发的罚单、档案、判决书惊叹，老刘捧来一只杯子。“土蜂蜜泡水，尝尝！”

　　我承认，那杯清香扑鼻的蜂蜜水差点儿又把我灌晕了。面对我抛出的交管部门的评价，老刘毫不示弱，奋起反击。但当我提出要采访他帮助过的人和他的朋友时，他拒绝了。

　　理由是“做人要低调”。

　　在离开的时候，我往后视镜里看。老刘一直站在路中央，目送我。他脚下的泥巴路和他的皮肤都是深沉的褐色，距离拉得越长，他越显得孤独。那晚，老刘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称“母亲病重，全靠刘老师接济”。

　　我熬了整整一夜，完成老刘的稿子，交给编辑。但直到点击“发送”键的时候，我的食指悬在空中半天，完全没有如释重负的快意，压力反而雪上加霜。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八个字盘旋在我脑袋里，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空。我问自己，老刘做的事，动机到底是什么？

　　那一边，编辑改着稿子，这一边，我疯狂地穷尽各种社会关系，继续寻找采访对象。我要刨，继续刨下去，对于这棵招摇、挺拔的“大树”，我一定要看见树根、树根上的泥土、泥土下的岩层、岩层间的暗流……？？？？终于，从一位出租车行业德高望重的会长那里，我听见了另一个“老刘”。在那一身质朴的泥巴色背后，缝着密密麻麻的钱袋子。他窃取违章信息，截取不当处罚，以打官司威胁交警，消除他代理的其他违章扣分，这一部分，他收费。

　　我不死心：证据呢？几分钟，一份代理清单就躺在我邮箱里了。一对比，是老刘的字。我仍不死心，又打给会长提供的交管部门负责人，对方一听来意，噗嗤笑了。

　　“秦记者，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刨根问底？”老刘听了我的咆哮，沉默半晌，冒出一句。

　　“因为你。”我说。

　　作为记者，不轻信，原本应当是最基本的职业品格。但两年来，我从未对任何采访如此执着。大多数时候，我看见朴素的外表，便以为纯良。听见笨拙的表达，便认定忠厚。嗅到了谁身上的泥腥气，就深感他接近大地。摸到了谁柜中的一丛丛书脊，又慨叹其气质高洁。

　　人性的复杂，远非此望闻问切可及。因此才需要记者，持一柄“柳叶刀”，将发肤筋肉，骨骼血管，一一剖来。在完美中寻找残缺，在残缺中寻找根源。

　　像一匹踟蹰向前的马，写老刘的稿子，在上版前被我亲自拦下。我在心里为老刘雕塑了一尊造像，慈眉善目，素衣布裤。我知道，这尊造像自此将悬于我的笔下，使之沉重不堪，它意味着：记者对于真相的追问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即便新闻已经完成，甚至已经刊发，依然不能停歇。

　　“不要觉得可惜。”主编对我说，“这经历难得。”

　　事实上，有件事我还真觉得挺可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看老刘满头大汗，就请他喝了杯茶，那杯茶，一百多块呢。

　　（作者为京城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