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日报社大院，偶遇刘国昌，他约我为《新闻业务参考》写篇小文，因为他在编这本杂志。我应允了。

　　国昌是我在人民日报评论部工作期间的同事，他的约稿，不由使我回想起那段经历。

　　我进人民日报评论部，是1978年5月。那是中国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社会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政治思想领域风起云涌，各行各业的拨乱反正方兴未艾，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提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面前，需要人民日报及时发出正确的声音，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吹响时代的号角。评论部担负着繁重的任务。那时的人民日报评论部真正担负撰稿任务的也就七八个人，急需增加人手。调我进报社，就是安排去评论部的。

　　我进人民日报的初衷，是想当记者，希望到记者部或是科教部工作，对于进评论部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当时，我的兴趣不在写评论。我觉得写评论是枯燥的，不及深入生活写新闻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可是谁曾料想，自此以后，不论是在评论部，还是在报社其他岗位上工作，实际上都没离开过评论工作，在面对新的挑战中之所以未曾捉襟见肘，很多方面是拜评论写作锻炼所赐。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日报评论部很简陋。部里开会，大家围坐在一张木案子周围。之所以叫它木案子，是因为它除了几条腿之外，没有抽屉，桌面是一块光板，不知哪年哪月刷过的一遍清漆已露出斑剥的底纹，只是部里唯一的一个干事小柳把它擦得一尘不染。可是，不要小看了这张木案子，在那段不平凡的日子里，有多少就中国重大事件、重要问题发表评论的稿子放在了这张案子上。经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审批的评论样子放在了这张案子上。发表后在党的日程上、在人民群众中、在社会生活里、以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社论、特约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以及其他规格的言论，甚至包括有些重要的短评、署名文章，都曾经摆放在这张桌子上，由围坐在案子旁的人，不分资历，不分长幼，大家共同讨论、推敲、修改、润色，畅所欲言，取长补短，只要你说得有道理，不论是标题、角度、辞句，等等，都会被吸收。这种氛围的形成，是和当时主持评论部工作的范荣康、钱湜辛密切相关。一般这样的会都非常务实，先是定选题，由老范和老钱提出近期需要撰写的评论题目，然后由与会的编辑分头认领题目。任务到人以后，简单地说一说每篇评论的主要立意，针对什么问题，提出什么观点，由每个人独立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再送老范、老钱审看原稿。老范和老钱审稿、改稿的功夫很深，往往经他们几句一改，几段一动，文章焕然一新，立意顿显高明。经他们改过的稿子，成为评论部年轻编辑的范本和教材。正是由于他们几乎是手把手的言传身教，才带出了一批合格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日后由他们挑起了人民日报评论工作的大梁。

　　评论部的工作是艰苦的，经常要废寝忘食，经常要绞尽脑汁，经常要赶写急就章，经常处于满负荷的工作状态里。吃这份苦，遭这份罪，确实也得到了在其他岗位上得不到的锻炼和提高。它培养人的宏观视野，敏锐的观察，准确的表达，清晰的思维，不但是为文，甚至是为人，都会留下经历评论工作磨练的印记。

　　当年评论部那张木案子，报社在王府井时用，搬到金台西路还用，后来都用电脑了，延用多年的木案子也就不知所踪了。但是，人民日报重视评论的传统却是一脉相承的。

　　凡是经历那个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都不会忘记那段经历。报纸的评论，是我们留下的脚印，一步步走来，我们确实得到了提高，让我们在时代的进步中感受到一个新闻工作者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的乐趣所在。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