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把艺术概括为“再现生活-说明生活-判断生活”三项内容。由此可见，采访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它需要概括、选择、归纳、分析、判断。在理论上，采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是合理的。它完全具有艺术所必须具有的创造—真实—美学价值。

　　“表演”艺术

　　人生本身就是一个大舞台，记者必须是人生舞台上一名最出色的演员，才能抓住瞬息万变的生活，写出最有影响、最有新闻价值的好作品来。

　　1980年秋季，我采访蒋经国表侄、吉林省政协委员王思浩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成功运用了表演艺术。当时，福建前线对台广播的两名中年记者来吉林采访王思浩。而我那时在省冶金厅负责对台宣传报道工作，领导让我陪同两位记者去采访。谁知，由于历经建国以来的多次运动，王思浩产生了对记者的恐惧心理。再加上两位记者都穿着军装，王思浩便以神经性头疼、脑血栓等病为借口，谢绝了采访。

　　万般无奈，两名记者扫兴而归。临行前，其中一位记者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干了几十年记者工作，还从未遇见这样难以合作的采访对象。小同志，如果你对此人感兴趣，不妨试一试。采访就是挖掘，只要王老先生一开口，你就挖到了一块好金子。只是难哟！”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也许正是这两句话激励着我，非要碰一碰王思浩这座“金矿”。我开始思考他们失败的原因：一是王思浩作为蒋家亲属，在几十年极左政策阴影下生活到今天，肯定心灵深处受到过难以愈合的创伤；二是两位记者张口统一大业、闭口方针政策，这些名词对王这种惧怕政治运动的人来说，可能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三是他们身着军装，以记者身份出现在王思浩这样一位技术人员面前，他会产生一种怎样的心理？

　　基于以上分析，我开始以另一种“角色”去采访王思浩。我没有亮出记者的身份，而是把自己扮成其“共同命运者”。采访之前，我利用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方便条件，仔细翻阅了王思浩的全部历史资料。还到图书馆借阅了王思浩家乡——浙江奉化县的有关资料。了解到王思浩系蒋母王采玉的亲侄孙，王的爷爷王贤裕很受蒋介石父子敬重，每年为其支付花销。同时，我还了解到，王思浩与其表妹初恋的悲剧。为了使采访得以顺利，我以王思浩朋友的名义给其在上海的表妹写信，向她介绍王思浩的近况。不久，王思浩的表妹给我寄来了她的问候与对王的思念之情。万事俱备，我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采访”了王思浩。王第一次与我相见很客气，言谈话语也十分谨慎。我告诉他：“我在冶金厅工作，因自己有许多朋友在奉化，所以主动充当了福建台两名记者的向导。”应该说，这时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进入了“角色”，下意识地运用了“表演艺术”。第一次采访主要是我自说自话。我的谈话内容主要是讲自己的家庭出身不好……背着沉重家庭出身包袱的压抑感……讲文革中如何遭受到人们与社会的歧视……偶尔也讲一讲党的三中全会后自己这类家庭的变化……第一次采访只呆了四十多分钟，这位老先生竟自始至终一言未发，只是送我到门口时，小声说了句：“欢迎你再来玩。”

　　第二次“采访”是半个月以后，当时王思浩正生病住省疗养院。我买了许多食品去看他。这次见面王思浩显得有了几分热情。我依然没有暴露自己的来历，只是东拉西扯地“侃大山”。在闲谈中，我向他讲述了奉化城的变迁、武岭中学的焕然一新……说者有心，听者动情。王思浩眼里闪烁着泪光，认真听着我“兜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

　　第三次登门时，我们已经像老朋友似地在一块交谈。这一次我向他提及了在上海某医院工作的他的表妹，转达了她对王思浩的问候。王思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感情的波涛，喃喃叙述起他这一生的悲哀痛苦与欢乐……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在第四次、第五次采访之后，我成功地写出了几篇较有分量的消息和通讯——《蒋经国表侄王思浩学叶剑英六点声明》一文，刊登在《人民日报》重要位置，中央台还在联播节目做了报道；《党的恩情似海深》的长篇通讯在省报用1/3版的篇幅做了报道。后来，我又将王思浩的一生经历改写成一篇万余字的通讯，以《蒋氏近亲在中国》为题，在香港《文汇报》连载，福建台对台播发了这篇文章，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七八年前对王思浩的采访，使我体会到采访在整个新闻报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采访艺术的运用又给采访增添了不可估价的活力和生命力。现在王思浩已成为我的好朋友，当我如实向他提起往事时，他十分中肯地说：“一个聪明的记者确应会点表演艺术。”

　　语言艺术

　　一提到语言艺术的运用，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相声大师、文学家、话剧演员……似乎记者与语言艺术无关。然而，我在采访中深感重要的就是记者对语言艺术的运用。

　　几年前，我曾采写过一篇题为《飞天女状元》的长篇通讯。采访对象是吉林省冶金公司的一群抹灰工、架子工。

　　我曾自信自己是个从社会最底层起步的人，当第一次接触这群基建工人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如果说我们那个时代心中还有“狂热”与“信仰”作为精神支柱的话，现在这些城市“最底层者”连这一点也不存在，他们是在精神世界的黑暗中苦斗的人。在采访初期，同这些人打交道是十分艰难的。例如，我在公司宣传部一位副部长引导下，来到工地，打听“女状元”李桂云。那群歪戴安全帽、嘴叼“大烟炮”的临时工，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我说：“想了解一下小李的先进事迹”。这群人笑着、尖叫着，指着高高的脚手架，说着粗话。

　　我是气红了脸回来的。后来，经过几次到工地同他们“混”，人也熟了，他们不再朝我叫“记者大人”了，而是称“老常”。我与他们很快就“烂熟”成了“老铁”。当然，语言的交流是我们关系密切的重要桥梁。假如我连那些行话都听不懂，又怎么能写出有血有肉，有鼻子有眼儿的“女抹灰工”呢？！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那个叫石川弘义的日本作家对这些“特别语言”的定义是：从这种语言交谈中能产生某种优越意识。他们感到有无比的快感；这类语言可使对方对自己另眼相看；这类语言可使他们对外界筑起坚固的围墙，他人无法从外窥视其中的秘密；这类语言具有心理自悲感的补偿机能效应；这类语言可使同伙、同伴之间增近彼此的亲切感。记者要了解某个阶层，要同某种职业的人融为一体，其阶层、职业的用语，联络用语、符号等等必须作为一门艺术去加以研究。

　　思维艺术

　　作家们常常讲究“整体艺术构思”。记者在采访之前的“整体艺术构思”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结合自己的体会，把采访中的思维艺术方式分为六大类人、一项原则。

　　采访普通人时，从一般事例中抓住其特有的新闻价值；

　　采访死囚犯人时，如何从其绝望的灵魂中，点燃其希望的火花；

　　采访少年儿童时，如何将其朦胧的思想纳入清晰的思维轨道；

　　采访领导时，如何克服自己的不平衡心理，在复杂的记者群中独树一帜；

　　采访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时，记者所必须具备的知识素质和内在气质；

　　采访性格古怪的人时，如何使自己做到“见怪不怪”，从古怪中给予更多的理解。

　　一项原则是：凡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无论他是死囚还是高级干部，无论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记者都必须在短时间内博得对方的信任，做他忠诚的朋友。要做到这一点，坦诚相待、取得信任必不可少。记者最忌讳的是：好为人师、盛气凌人、居心险恶、居高临下。

　　(作者为中国国门时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