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和文品都站得住的记者

——   怀念田流同志

　　 田流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记者，虽然走了好多年，但却一直让人怀念。

　　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田流结束了八年打游击的生活，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以新闻、通讯、杂文、特写、报告文学、评论和论文等各种形式，撰写了大量文章，大多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少数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田流去世后，我找到他过去发表的不少文章认真地读了一遍，回忆了在他领导下工作、同他出去采访的情景，在我的心里显现出一个最突出最鲜明的印象———田流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站得住的记者。

　　眼睛向下，发掘普通劳动者亮点

　　田流用他饱含深情的笔，写了许多在旧社会遭受剥削压迫受苦受难、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意气风发地创造新生活的普通劳动者。在他的笔底，我们看到了苦心钻研、改进工具和操作方法，因而成了东北新记录运动创始者的赵国有；看到了征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了玻璃生产中重大技术难题的老工人刘茂有；看到了在东北荒原上和他的钻井队员一起建起大庆油田，又拖着伤腿带头跳进泥浆池，用双手搅拌黄土和水泥，制止了井喷的铁人王进喜……

　　田流长期从事农村报道，在他的笔底，我们看得最多的是农民，农民中的先进分子、模范人物，领导农民发展生产、创造新生活的干部。我们看到了肇源县四合屯那个从小就给地主扛活，解放初期见了人不敢平视的农民孙柏发，短短３年光景就成长为一个爽朗、自信的共产党员、农业社副社长；看到了西张耿村那个舍得掏钱买书、半宿半宿地刻苦学习农业科普知识、边学习边实践边推广，终于成为令“老把式”心服的农民技术员王运升；看到了王千户岭村的“名誉检查员”，那个爱社如家、爱牲口如小孩，看到谁不爱惜牲口、干活不上心就批评谁的老汉王布忠。还有那个日日夜夜扑在棉花地里搞实验，经过多少次挫折终于实验成功了“冷床育苗、芽苗移栽”等一系列棉花生产新技术，本人也由一个普通植棉能手成长为山西棉花研究所研究员的吴吉昌；那个善于出主意、想办法，和群众一起研究创造出适合本地情况的新耕作方法，使肇源县获得“丰产县”光荣称号的县委书记、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

　　真实是第一位的

　　我们在田流采写的人物画卷上看到的人已经够多了，不再一一列举。他为什么能够把这些新生活的创造者表述得这样惟妙惟肖、真实感人呢？最重要的一点，是田流始终坚持“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他常说：“真实是第一位的。即使是文艺性很强的特写也不应有虚假的东西。”当然，他所说的真实，不是照相，不是自然主义，而是抓住最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最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材料，舍弃那些片面的、表象的东西。田流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始终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他到农村采访，只要条件允许，必定要住到老乡家吃“派饭”，和老乡睡一铺炕吃一锅饭；如果条件不允许，他也要住在离群众最近的地方。不论住在哪里，他都要和采访对象“生活一阵子，搞得很熟”。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待人诚恳，往往采访完毕，他和采访对象已经成了知心朋友。１９６３年４月，田流在采访完大庆油田以后，为了向铁人王进喜辞行，竟一连追踪跑了几个井队，直到天黑才在大队部找到了他。两人一聊聊到了夜里１１点半，田流赶紧告辞，铁人执意要送他，于是，两人拉着手边走边谈，直到田流住处还难舍难分。

　　为了保证报道的真实性，田流总是不辞劳苦、不避艰辛地上下左右反复求索。不仅用嘴巴问、耳朵听、眼睛看，而且用心用脑进行分析、比较、判断。正是由于田流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采访如此认真深入，写出的报道才能生动具体、真实感人，写出的人物才各有特色、绝不雷同。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虽然经过多次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他写的众多人物，没有一个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始终是受到人们尊敬的好干部、老先进、老模范，并且一直和田流保持着联系，来北京开会办事，还到他家去看望老朋友，和他谈谈。

　　绝不写损害人民利益的东西

　　这是田流遵循的一条原则。无论是选择报道对象或文章题目，他都要从实际出发，看看是否合乎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认为：作为党和人民的记者，“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决不迎合错误的思潮，不屈从某种势力，即使自己因此而受打击、吃苦头，也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绝不能写违背党性、损害人民利益的东西。”１９７４年，“四人帮”已经控制了全部舆论工具。“批林批孔”开始以后，１９７４年５月间，一家杂志让国家计委大批判组写一篇批“唯生产力论”的文章，不但出了题目，还提出了具体阐述的观点。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已经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当时身为国家计委大批判组组长的田流，知道他们批“唯生产力论”的矛头是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及国务院抓生产的副总理的。虽然田流已暂时调离了人民日报，但多年养成的党报记者的职业道德，使他断然地拒绝为这家杂志写稿。他说：“这样的文章我们不能写，写不出。”那家杂志的人说这篇文章计委写最合适。田流说：“计委合适，我们不合适，没那么高的水平。”从此，计委大批判组就在田流的领导下“自动失业”了，直到“四人帮”垮台，没有写一篇违心的文章。

　　怎么能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粉碎“四人帮”以后，田流在１９７８年国庆节从国家计委调回人民日报。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找回来，他更加勤奋更加努力地工作。一年之内三下农村，以四五个月的时间点面结合地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１９７９年秋天，东北已经很冷了，田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去吉林长白山林区采访，并且像过去一样，坚决要求住到生产队去，和群众朝夕相处整整两个月。

　　在林区，他发现地处林区的公社，比非林区穷得多。原因是那里的“国家森林”范围划得太大了，把许多荒山都划进去了，林区公社连个植树的地方都没有；还规定农民不许进林区搞小秋收，不许利用林区丢弃的倒杆朽木开展副业生产。林区公社不能“靠山吃山养山”怎能不穷？田流感到这是执行政策的问题，自己怎么能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怎么能不从实际出发向有关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呢？于是，他写了一篇“工作研究”《加速林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提出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同集体的关系，使国家林业和林区公社经济都能更快地发展。文章并没有批评当地林业局的意思，因为那些作法都是执行有关政策和规定的。但就是这些旧的政策和规定，既不利于国家林业的发展，又不利于林区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受到损失。不料，这篇文章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向有关领导部门写信控告田流，说报道不真实。对此，田流很冷静，他要求组织调查组下去调查。他说：“如果证明我文章失实，我在报上公开向读者和有关部门检讨。不调查就按这些来信说不真实，我不同意。”经过调查，证明他的文章完全真实。两年之后他那篇工作研究提出的意见，绝大部分已在林区实行。

　　类似情况还有，田流都以完全真实负责的报道，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他能面对误解和反对，面对权势和压力而不屈服，来源于他始终热爱和他一起从旧社会的苦难生活中走出来的人民，热爱无数革命者包括他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牺牲而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热爱改革开放以来的美好生活。因此，他能自觉地尽到一个党和人民的记者的职责。

　　晚年，田流虽然身患多种疾病，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但仍然“社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每当报社有人去看他，他都要问有什么大事，直到他病重住院，我和老伴去看他，他还问有什么新情况，有什么大事情。我们用笔写了几个大字，告诉他一切都好，没有什么大事。他点点头高兴地说：“这就是个好消息！”短短一句话，我们看到了一颗赤诚的火热的心！

　　田流同志在遗嘱中说他自己从没想过攒钱，所以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想，遗产还是有的，就是他的人品和文品。这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不单单是留给自己后代的。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