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贵短，自古然之。党的十八大以后，文风变好，令人欣慰。

　　上世纪50年代，本人上学时，传说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笔名林放）曾向中央领导提出，报刊文章要“短些，短些，再短些”，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首肯。几十年后本人参加全国晚报征文活动，有幸就此向他请教，他说：“确有此事。自古文章天下事，多少文人论短长。公婆各有理。晚报就是要短，因为版面有限。当然，短也不一定就好，短而精才好。”赵超老（人们都这样称呼他）离开我们21年了，他的“短而精才好”，本人始终信是。

　　古往今来，短文有好的，长文也有好的。《红楼梦》长不长？曹雪芹只写了八十回，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憾事。想当年我上学时“啃”《资本论》，厚厚三大本，也并没有觉得长。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十七万三千零五十四字，书成，“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吕氏春秋》序）。吕不韦在秦庄襄王时就是宰相，封文信侯，到秦始皇时，尊为仲父，位高权重，后来有人说“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这种情况当不能说没有，但吕氏的文字自信，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位高权重，以势压人。《吕氏春秋》确实写得好。所以说，提倡短，并不否定长。长不可轻，更不可弃。但相对而言，人们还是更喜爱读短而精的文章。就像玩石头，寿山、青田、巴林、昌化，大雕件，摆庭堂，好，但每日玩于掌上的，还是那些弹丸之类的小把件儿。长而好的大部头著作，摊在桌上，泡一杯茶，慢慢读，当然是享受，但更多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还是要读短的，精的。明人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说，“挟册就枕，困来熟睡”乃“闲居之乐”。想其“挟”之“册”，定是线装薄本，短而精的文章，砖头一样的大书，是无论如何也“挟”不动的。

　　湖南的钟叔河先生，几年前出了两本书，一曰《念楼学短》，一曰《学其短》，选的都是古人不足百字的短文，原文之下，有述，有评，有译，四号字，不足一页纸，读起来就像品“功夫茶”，小茶盘，小茶碟，小茶盅，有滋有味，十分惬意。钟先生说，这些东西，原本是写给他读中小学的外孙女们看的，他在书中引用了郑板桥的话：“有些好处，大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已。”没有一定的文字自信，不得精短之髓，焉能有此高论！

　　初入文字行的人，总想把文章写长，到后来，则总想把文章写短。一辈子也写不好短文章的，绝对是个失败的文人。“秀才怕写帖儿，木匠怕砍楔儿，厨子怕切小碟菜儿。”各行各业，都在“短”上见功夫。托尔斯泰有一次给他的朋友写信说：“最近太忙，实在没有时间把信写得短一些。”二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过，“让我讲五分钟，我要准备两个星期；让我讲十分钟，我要准备两天；让我讲一个小时，那随时都可以开始。”这一方面说明丘吉尔是演说大家，另一方面也说明短话难说，为文岂不如此？

　　毛泽东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长文章比作“懒婆娘的裹脚”，并把它定作“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女人缠足早已绝迹了，现代人想不出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是啥味道，大概不会有人遗憾吧？不过就我这个过来人看，即便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剪短，变成一尺长,一寸长，又臭又短，还是难闻的。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国内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