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来，我与其他摄影爱好者一样，连做梦都想拥有一部自己的相机，在相知、朋友无私帮助和自己不懈的努力下，我终于有了一架RICOH-X3000真正属于自己的相机。多年来，只要有空闲我就带上它，拍自己想拍的趣事、人物、花鸟、树木，真是其乐无穷。

    看到题目，你们可能认为，拥有自己的一架新相机，按理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怎么会和饱含辛酸的泪水混为一谈呢？你们可能认为我是在故弄悬殊？其实不然。我从80年代初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条件限制，没能象别人一样成为大学校园内的骄子，回到家乡——鄂东一个小山村，当年9月份就被当时的一所中学聘任为英语代课教师，尽管那时的工作量大得惊人：带早晚自习，平均每天有6-7节课，再加上备课，批改作业，几乎占去了我全部的时间，但由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我热爱上了新闻通讯报道这一桩子事儿，尽管工作忙，时间紧，我还是抓紧一切时间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儿，每年，我总要被县广播电台、地市级报纸采用100多篇稿件，也许是触类旁通的缘故，1982年的一天，我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我发现这个村子里有一棵枯死的枫树上被人架上一副当时人们很少见的电视无线，银白色的铝合金天线在初升的太阳光照射下闪闪发光，当时一幅画面在我脑子里一闪“枯树新枝”，多么好的寓意，不正反映当时推行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党推行的富民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吗？几经周折，我从同伴那里弄来一部当时还极为稀罕的傻瓜相机，拍出来让人带到县城里去冲洗，可惜效果极差，这使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遗憾：要是自己有一架相机该多好啊！后来我又被人介绍到公路部门工作，公路部门在当时是比较富有的，单位也有几架价值数百元的相机，不是被人弄得快门打不开，就是镜头里霉斑一片，真是让人望机兴叹。转眼到了1995年，由于经过10多年社会经历的摔打，我养成了自己吃苦耐劳的一种顽强性格，再加上通讯报道上稍有点名气，因此被人介绍到市委宣传部新闻科，工资从自收自支中解决，尽管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有机会接触上面来的记者，便使我那酷爱通讯报道工作的“野心”又一次被勃发起来，于是我更加勤奋工作，一面出色完成了自己的创收任务，一面搞通讯报道，让人惊喜的是，宣传部新闻科有一部美能达700型的照相机，我想方设法弄在手上，不仅拍摄了许多图片新闻，还留下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比如说市里（武穴从1987年撤县建市）有些大型活动，一些名人名家来武穴考察等等，我只要有机会就钻空子拍摄，谁知事情坏就坏在我这种只顾做事而不顾别人脸色的所作所为上，199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孙晓梅被邀请作武穴市春节晚会的嘉宾主持，晚会结束后，市委书记应邀与孙晓梅合影，照片冲洗好后，我觉得效果很不错，就洗了两张。有一次，市委书记来到市委宣传部，我当面将相片交给他，他当时高兴得笑了起来，并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不错，不错”。谁知这一情节被当时的新闻科负责人看到了，他心里很不高兴，事未隔一周，他就想办法将相机收了去，今天说被别人借去了，明天又说弄坏了送去修了，我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懊恨之中。

    由于宣传部这个部门交际的广泛性，我这种懊恨很快被我的一些要好的朋友知道了，他们都为我打抱不平，也都纷纷撺掇我自己买一架相机，是啊，何曾我自己不是这样想，但我当时的家庭状况很糟糕：我一个月才有500元左右的“工资”，老婆没有工作，两个孩子嗷嗷待哺，哪来的“闲钱”去买相机？我这一想法被那些朋友知道后，他们又都打电话给我打气，鼓励我买回来再说，于是，我在1998年4月份，借到武汉出差的机会，取出家里仅有的2000元“家底”钱，又从别人那里借了2500元钱，买回了属于我自己的第一部理光相机，相机买回后，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马上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并让一位部门经理给我送来一些钱来，“条件”是每年不定期给他作一些宣传。我知道，定期作宣传是假，他要给我解难是真；另一位在城郊村当书记的朋友也以支持宣传活动的名义给我“捐”了几百元，由于他们无私的帮助，我才从背负别人借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

    正是由于有了他们无私的帮助，我用我的第一部理光相机拍摄了1998年长江流域抗洪的场面，记录武穴干群抗击50年一遇长江大洪水的“湖北抗洪精神”，这一年，我取得前所未有的收获，在市级以上的新闻报刊发表图片稿件230余幅，这一年，我被市委、市政府评为抗洪救灾“劳动模范”。

    时过境迁，天道酬勤，在有关领导的帮助下，我已成为武穴市委机关的一名干部，有了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家庭状况也有所改变。在2008年，我又有了自己的第二部新相机——NikonD200，但我并没有将第一部理光相机忘记，因为她使我成为摄影队伍中的一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她，见证了我在人生低谷中许多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因为她，使我诠释了“朋友”两个字的真正含义，她成为我与人相知相识的见证，但愿那些在我人生低谷时给予帮助和支持的好人一生平安，永远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