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我国最早的系统研究文艺专著的《文心雕龙》中深有见地地指出：“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准确地阐明了情、理、文的关系，肯定了“情”在文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古代杰出历史家、文学家司马迁倾毕生精力写成的巨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直接记载人物的就有112篇，共记载了4000多个人物，专门为之立传的人物有100多位，这100多位人物在历史上都是有过一定影响的，司马迁给他们立传，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表彰他们“立功名于天下”。《史记》中的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看后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司马迁能把人物写得让人过目不忘，得益于他以情为“经”，精心选材，情辞交织，使鲜明的人物形象表现出长久的生命力，这一点直到今天都值得记者在写人物通讯时学习借鉴。

　　人物通讯的主要写作对象是先进人物、典型人物，写作目的就是要把先进人物、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报道出来，发扬光大，使之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以情动人是写好人物通讯的关键。

　　文章要以情动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及其潜移默化的效用，是任何说教均无法做到的。新闻写作的实践也告诉我们，感情好像一股涌动的暖流，能使人物通讯产生感人的力量。在通讯的采写中，要摆正“情”与“事”的关系，以事寓情，以情连事，把形象思维的重心放在“情”字上。满怀激情地写作，思潮涌动词语就会泉涌而出，一气呵成。通讯的抒情方法，不同于抒情诗文那样直率、表露，一般不采用“直陈肺腑”、“强烈呼告”、“慷慨激昂的叙说”形式；更不适宜简单抽象地写“情”，空洞地说“爱”；而是寄情于人、寓情于事、融情于物、含情于景和藏情于理。就是说，通讯的抒情要在叙述、描写客观事实(人、景、物)的基础上，透过具体画面和形象，渲染气氛，表达思想感情，做到情景交融，意境深邃，富有感染力。也就像曹禺先生赞扬巴金先生的作品时所说的那样：“他把很深的感情渗透到文章里面，他心中充满了热情，他的激情不是冲击你，而是渗透你，一直渗透到你的心中。”

　　人物通讯作为一种新闻文体，可以说是脱胎于古代的纪传文学，并且与历史、文学关系密切。《史记》的人物塑造，是一个在“实录”基础上的典型化过程，甚至可以说,《史记》开我国人物通讯写作的先河。好的人物通讯真实、生动地再现人物形象，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感染力。正像《史记》的人物塑造一样，人物通讯写作完全可以在真实性前提下,经过深入细致的采访，获取大量素材，在此基础上选取那些有代表性的、能反映人物性格本质特征的事实、细节，以饱满的热情再现新闻人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史记》纪传体人物与新闻通讯人物所遵循的都是从“实录”到典型化提炼的原则。《史记》以人物的行动、语言、心理、细节等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使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经过历史长河的洗礼，仍具较强的典型性和生命力，不愧为人物纪传的典范。

　　在今天，我们新闻战线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也是意在提升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新闻作品让人爱读爱听爱看，实现最佳宣传效果。为加深与报道对象的感情，记者应该深入到现场去，用眼睛采访，细心观察，并以全身心去感受。这样，不仅可以获得生动的细节，而且可以受到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和典型环境的感染，产生激情，产生写作冲动，有助于克服在新闻报道中常见的那种有观无感、有事无情、见物不见人的毛病。

　　所谓“感受”，就是作者通过各种感官接受外界现象刺激后所产生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变化。穆青等在介绍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体会时说：当年在兰考采访时，“常常是贫下中农流着眼泪说，我们流着眼泪记”，“夜深人静，我们摊开稿纸，焦裕禄就像站在我们面前……眼泪常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淌在稿纸上”。可想而知，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字里行间能不饱含深情吗?魏巍在谈写作《谁是最可爱的人》的体会时说：“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入感受，对写作的人是多么重要!你感受得深入，写出来，也就必然有那么一股子劲，人家读了，也就感受得深；你感受得浅，人家从你这儿受到的，也就浅；你根本还没有感受呢，那就用不着说了。”他写的许多通讯，特别是来自抗美援朝战场上的通讯，都是蘸着浓烈感情写成的，他奉献给读者的是赤热的“血”，而不是淡淡的“水”。

　　研读《史记》，可以学习人物通讯写作的原则、方法、技巧。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新闻通讯记者在谈到写作体会的时候，都会提及面对大量采访素材进行艰难选择的过程。有的记者往往不忍割爱，把好几个类似的例子罗列在一起，重复罗嗦，恰恰削弱了人物的感染力。通过研读《史记》我们知道，司马迁自幼接受了很好的家学，20岁起漫游各地，获得了不少有关各地社会状况、风土民情、山川名胜、历史传闻的感性材料。后来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有机会博览皇室古籍，开始编写《史记》，以此实现父亲的遗志。可以说他占有的材料非常繁多翔实，可是在使用的时候，他总是选用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在表现技巧上总是利用最高超的手法，将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读着令人叫绝。

　　如在《鸿门宴》一节中，司马迁善于选取典型材料组织生动曲折的故事，并在矛盾的高潮，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和情态来刻画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如樊哙这个赤胆忠心、行动鲁莽、内心精细的猛将形象，正是在最紧张的斗争形势中显现出来的。当他听到情况紧急时，便拥盾闯帐，披帷向西，“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胆气之豪壮，使项羽也为之敬畏，欣赏他的大义凛然、临危不惧。项羽赐酒食后，他大杯喝酒，复盾切肉，举动何等粗豪；得到项羽赏识后，他乘机进言，在敢于诘责项羽的同时，却暗中处处迎合项羽妄自尊大、沽名钓誉的心理，真是粗中有细，豪爽可爱。寥寥数百文字，却写得有声有色，力透纸背，在充分展示樊哙临危不惧，勇猛无畏的同时，也充分展现了樊哙对刘邦的耿耿忠心及其视死如归的壮士情怀。这正是选材的精彩，用形象说话产生的巨大艺术魅力。

　　记述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靠的是笔下人物的感染力，讲究的是以情动人。考察几十年来成功的人物通讯，凡是能让人物走进读者心中的作品，无不饱含着作者的激情，如《人民公仆——孔繁森》“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孔繁森用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篇章，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而有些人物通讯，之所以看过即忘，主要就是叙事平淡，这样的作品恐怕连作者自己都不能被感动。《史记》之所以能够穿越两千多年的时间隧道，至今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与其充沛的感情色彩分不开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新闻文体审美化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主张新闻写作吸收借鉴某些文学技法，使新闻不仅提供信息，而且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好的新闻作品应该能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着具有典型特点的已然事实，作者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加工提炼，在不虚构事实的前提下达到典型化。在已然真实中创造出艺术典型，通过这个典型又将个别性的已然真实升华为普遍真实与本质真实，这是人物通讯写作中力求达到的境界。所以，无论从自身的文体特点还是从新闻与历史、文学的关系来说，人物通讯都应对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人物刻画技法加以吸收和借鉴，遵循从“实录”到典型化原则，使人物通讯成为可读性强的报道样式。

　　记者的感动和社会使命感，是作品真正动人的力量所在。笔者曾在三线航天军工单位工作过5年，亲眼目睹了航天人在深山里的工作的情况，体验了他们的工作环境，深深地被“航天精神”所打动。当年，那些无私奉献的航天人，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的确可以说“吃的是草，献的是奶”，他们把智慧、心血、汗水都倾注在了现代国防事业上。有段时间社会上曾流传“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看到他们的工作热情之高和生活条件之艰辛，的确令人敬重也令人心酸，一大批国家的优秀儿女，都是不计个人得失忘我工作着。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贵州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企业党委书记工作研究会、贵州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在党旗下征文活动”中，我写的《冲刺》、《九天送星人》、《春蚕有丝须吐尽》3篇人物通讯获奖，并获贵州新闻奖一等奖。文章后来收编在《中国优秀编缉记者获奖作品选》中。所写《航天架桥人》、《不要问我从哪里来》获中国航空航天报《航天魂》征文一等奖，收编在由江泽民题词的“让三线建设者的历史功绩和艰苦创业精神在新时期发扬光大”——《中国大三线报告文学丛书<金色浮雕>》中。这些人物通讯之所以能够打动人、鼓舞人，被读者认可，主要原因就在于笔者带着感情写作，当时我的确常常把泪水滴在了稿纸上。今天，我翻阅这些稿子，依然心潮起伏，当我看到《冲刺——航天英杰李世安生命的最后日子》，眼泪又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导弹“脱靶量”项目的总体负责人李世安积劳成疾，仍带病坚持工作，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他发觉有人来了，便咬紧牙关忍着疼痛又慢慢立起。这一切，他妻子全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两行泪珠扑扑簌簌滚落下来。她咬住下唇扶住了他……”他坚持亲赴西北靶场，直到试验成功，他才放心地倒在了茫茫荒漠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真是可歌可泣。

　　综上所述，好的人物通讯的确要文贵有情。就笔者的理论认识和采写体验，学习《史记》纪传体人物撰写，对人物通讯写作的确是受益匪浅。▲

(作者单位：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