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资深记者张继民答复学员的信——

学员来信

中国新闻培训网的老师们：

   您们好！现有一问题请帮助我解决。我当通讯员好多年了，写了不少稿件曾先后发表了，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自己觉得稿件写得没长进，有时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新意。特别是有时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可又不心甘，陷入苦恼之中。想请教老师，我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呢？

——四川成都学员 王春生

导师回信

王春生同志：

     你好！

     读了你的来信，你很直率地道出你在新闻写作中遇到的难题，即发表了不少作品后，突然觉得自己写稿没有长进与新意，难以为继，又心有不甘，陷入苦脑。对此，我深表同情。其实，这样的问题，不独你碰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在初始创作阶段亦曾出现过，有人将其称为业务成长中的“瓶颈”。我认为，一旦突破“瓶颈”，前方就是坦途。

     还是先回忆一下我早年是怎样遭遇“瓶颈”的吧！似乎我的困境比你还难。我是1982年由领导秘书转行担任新华社记者的，属于半路出家。当时我年近30，从事的又是艰涩难懂的科技报道。此前，连通讯员也没有当过的我，从未发表过什么新闻作品。大学时，我就读于历史系，因此不管是新闻ABC，还是自然科学知识，均不甚了了。开始担任记者二三年，在老记者传帮带下，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发表了一些新闻通稿，有的用得不错，日子还过得去。放“单飞”后，形势急转直下。主要问题是找不到新闻，写不出新闻。为了交差，硬着头皮写了几篇稿件，编辑室领导阅后，感到了无新意，就“枪毙”了。我很清楚，坐在家里不会出新闻，唯有往出跑才是正途。当我推着自行车步出家门，到了十字路口，突然觉得自己无路可走。所熟悉的几个科研部门均刚刚去过，新结识的两个单位感到没有什么可写。到那里去呢？无从选择之际，突然感到南来北往的自行车人流，人人都比我活得好。明显的标志是，他们登车出门后，知道到那里去上班！而我无处可去。顿时，心中萌生出：“我不是干记者的料，不能再这样活受罪，转行！”可是，内心深处，我是钟爱记者工作的，真要转行，实在难舍，我又坚持下来。

     编辑室领导看我业务发展受阻，帮我找问题。一是对中央科技方面的大政方针吃得不透，因此心中不明，稿件往往就事论事，从中看不出总体形势背景。就是说，写稿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成问题。相当多的新闻，或者说重要稿件，是与形势发展同步的，带有引导性与典型性。具有良好新闻鼻与新闻眼的记者，首先是心中有大局，有全局，能够高瞻远瞩。二是尚末扎扎实实地跑基层。编辑室领导问我在各个研究单位，交了几个能够提供有效信息的知心朋友？几位著名科学家？屈指算来十分有限。室领导说，不要过于重视新闻发布会，那是众多记者都要写都会写的新闻。要伏下身子，跑研究所，到第一线抓独家的重大新闻。三是采访科技就要熟悉国际科技。相当一部分科技新闻具有全球性，总是报道某项科技成就为中国第一，意义不大，宜找那些在国际有影响的世界第一的科技成果。因此，必须了解国际科技前沿发展情况。

     对上，吃透中央相关方针政策。对下，伏下身子深入基层。还有，在科技成果报道上要有全球视角。编辑室领导分析了我的问题所在，指出了前进方向。我想，“对上”，是寻求报道的指导思想，了解大势，以体现报道“高度”。“对下”，是寻觅与挖掘报道内容。因为，大量有意义的新闻多产生于基层。“对上”与“对下”相互关联，不可偏废任何一方。君不见，那些新闻写作高手，不断有大作呈现者，都是在“对上”与“对下”关系上，处理得比较好的新闻同行。设若达到了如此境界，还愁没有稿件可写吗？还愁稿件没有新意吗？我认为，这些对你具有借鉴意义。

     此时，你一定很想知道，我突破“瓶颈”后的情况。当我着力处理好了“对上”与“对下”关系，新闻业务有了明显长进。1986年5月，新华社兰州分社副社长申尊敬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是新华社为数极少的屡获社级好稿的记者之一，令人钦佩。我正在研读您的获奖作品，力求有所领悟。现有几个问题难以索解，请您在百忙中不吝赐教。”他连提8个问题让我解答。如“您屡获社级好稿的‘决窍’是什么？”、“您认为写出社级好稿有无规律可循？”、“‘撞大运’能不能‘撞’出社级好稿？”“社级好稿在选题、采访、写作三个环节中，哪个最重要？”等等。

     当时新华社社级好稿含金量很高。内部文件规定，一个记者，若三年连续获得三篇社级好稿，在新闻业务职称上就可上一级。而我从1986年至1994年9年间，获得了9篇社级好稿，当时在新华社难有几人比肩。以此业绩，1994年我很容易获得正高职称，而且是在获得主任记者职称仅仅二年后。同年底，我又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个半路转行当记者，一个学文科而非学自然科学，一个遇到困难不想再干的新闻人，何以在业务上会有如此大的转变？除了吃透两头，再就是不惧艰险，玩命苦干。我付出的具体努力有：一是常年深入研究所，了解科研进展，抓住了多个产生重大影响的独家新闻。如“高温超导”报道、“发现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报道、“珠穆朗玛峰边走边长”报道等。二是勤于思考、勤于写作，我笃信笔头是靠练出来的。三是当我得知洪荒之地有更多新闻可供发掘，便从事科学探险采访，先后去了南极、北极、青藏高原、南沙群岛等地。

     我的新闻实践，是以自然科学为平台展开的，因此结交了一大批科学家朋友。退休后，我们的友谊又在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得到续接与强化。近年来，我们结队走遍祖国大地，进行科普演讲，每个人每年都要讲百场左右。可见，我在科学家圈子里“陷”得多么深。这个“陷”表明了什么？那就是不惧波折，干一行爱一行。最终，投入与酬报成正比，自然亮色频呈。

此 致

祈 安

张继民

2012年11月18日